【青春之我】

刘斌樑，1985年出生，中共党员，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第一书记，获评共青团中央2020“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我的朋友圈里，发得最多的是自己拍的视频：雨后初霁，带着草帽的农妇们在绿油油的苗木基地忙碌；风和日丽，我和同事撑着竹竿一同漫步山田；农家小院，火盆上煨着的年糕发出“嗞嗞”声，我和村民围坐夜话……这些零星的画面连在一起，是我眼中动人的乡村生活图景。

　　镜头外，我也在一笔一笔为村民们描绘理想的生活。2017年，在财政部担任行政政法司干部的我被委派到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先后在丽江村及泊头村担任第一书记。两年来，我和村“两委”干部完成了149户500名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扶贫要有格局观，要站在更高的层面，要跟上国家的战略。我认为，驻村扶贫，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以宽大的视野以及长远的规划，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衔接起来，为村民带来更厚实的富足。

　　刚到泊头村时，学经济出身的我深知要想发展，就要将扶贫政策资金、市场与群众的美好生活驱动力结合起来。首先，让党的好政策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更多资源投入到扶贫产业发展上来，注重发展特色产业。

　　我将目光瞄向了大企业，因为它们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成熟的市场经销理念。经过不懈努力，碧桂园精准扶贫苗木基地正式落户泊头村，第一期发展106亩，总投资500万元。

　　苗木基地带动了包括泊头在内的周边4个村（及社区）共120人务工，普遍工资收入在1500～2500元。更重要的是，从前期的培育苗木、改良土壤、科学灌溉到后期的销售与运营，碧桂园基地成了村民们关于产业发展“活的”教科书。

　　有了产业的助推力，还要依仗自我发展的原动力。刚开始扶贫工作时，我遇到一个问题：村委会的决议落不到实处。症结在于村民小组的治理结构普遍采用小组组长单一负责制，常常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怎么办？我想，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效能。我尝试在帮扶村调整村民小组治理结构，由原来的一名小组组长调整为“三人小组”，包含一名小组组长、一名党员、一名村民代表，明确村民小组的日常事务由3人共同谋划、共同组织、共同带头，凡涉及发展方面的重要决策，必须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决定，保障村民对基层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杜绝村民小组“拍脑袋”决策和“一言堂”。

　　试行这一套制度后，我们的工作效率、村民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泊头村创新实施的组级三人小组机制，成为基层治理制度改革的一项成果，被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纳入《中央和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典型案例集》。

　　除了改变村子的面貌、提高村民的物质水平，精神和思想上的扶贫也非常重要。脱贫“摘帽”不是句号，乡村生活有了“面子”，还要有“里子”。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我从小处着手，一点一点为村民的精神世界“添砖加瓦”。创办“情系青山”公众号，定期分享好书、好故事；开办“泊头夜校”，请党校专家、技术能手给乡亲们讲课；挖掘当地红色资源，修缮革命先烈李六如故居，树立学习榜样……

　　2019年3月的一天，“泊头乡村电影院”首映，全村老少围坐观看了电影《亲爱的》，备受感动。这个电影院是我在泊头村新村部建成投入使用后，利用村部的会议室、投影仪和网络开设的。我请泊头小学的教师做电影推介人，每个周六播放一部有意义的电影。至今，“泊头乡村电影院”已放映了20多部优秀电影，它们如同明亮的窗口，让乡亲们特别是小孩子透过这里接触外界。

　　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有一个目标：用扎实的工作勾勒出一幅乡村生活图景，以脱贫致富为底色，让现代气息与田园牧歌糅合在一起。这里有生趣有秩序，有面包也有诗。

　　（光明日报记者李丹阳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4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