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30日至7月2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今年的人权理事会，既特别又诡异。在全球抗疫大背景下，中国成功抗疫极大地保障了人权，大多数国家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国人权巨大进步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已经“退群”而无法参会的美国却上蹿下跳，鼓噪怂恿利诱一些国家和势力对中国人权进行质疑和攻击，极力把香港、新疆话题纳入其人权议题。少数国家到底想干什么？美国的人权真相是什么？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本报特约请专家撰文，从三个维度给予回答。

这不是人权问题：有人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

　　作者：贾春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作为联合国系统中主责人权事务的专门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世界各国就人权议题开展对话和交流的主要平台，其历届会议均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然而，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自身在人权议题上原本就劣迹斑斑且早已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美国，却将人权议题当成了推行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的工具。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召开前，美国部分政客及反华组织上蹿下跳，一边对人权理事会进行肆意攻击、妄图操纵人权理事会涉美决议，一边鼓噪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国等国的“人权问题”“种族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长期以来虽然以“人权卫士”自居，但本国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如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枪支暴力犯罪泛滥等。今年5月，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后，美国爆发了遍及全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这种对非洲裔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也招致国际社会的群体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此专门举行“紧急辩论”，并于6月19日通过决议对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对此，美国不仅没有任何悔改，反而采取各种拿不上台面的小动作阻挠决议出台，如以切断援助来要挟非洲国家收回草案，操纵澳大利亚阻挠决议通过。当人权理事会通过谴责美国的决议后，美国不仅不虚心接受，反而恼羞成怒、倒打一耙，对人权理事会进行各种抹黑和言语攻击。如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指责人权理事会“虚伪”“不民主”，妄称人权理事会应该关注中国等国的“系统性种族问题”。

　　美国尽管早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且不服从甚至诋毁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通过操纵人权理事会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欺压弱小国家的恶劣行径。

　　2019年7月，在美国操纵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在内的22个西方国家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治疆政策妄加非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及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赴新疆进行调查”。近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开发声，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6月30日，自己无法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美国，又操纵英国等27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作共同发言，指责中国香港国安法“危害一国两制，对当地人权有明显影响”。对此，古巴当天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相关立法，并表示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不是人权问题，不应在人权理事会讨论，要求相关方面停止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此后又有20多国代表分别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美国的企图又一次失败。

　　显然，正如古巴代表所言，美国操纵其西方盟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抛售涉疆问题、涉港问题，并非真正关心新疆、香港人民的人权，而是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目的是乱疆反华、乱港反华。

　　美国对大国尚且如此，对中小国家更是各种赤裸裸的霸凌。再以古巴为例，自古巴1959年革命以来，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古巴进行各种孤立、打压和制裁，其主要由头便是古巴的所谓“人权问题”。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的封锁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道主义损失，这是对人权的公然、大规模和系统性侵犯，相当于灭绝种族行为。

　　除了古巴，美国还常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各种名目的制裁。这些制裁的实施，不仅不能维护人权，实际上给被制裁国人民的人权带来了严重危害。对于美国的这些制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加扎伊利表示，“为政治目的实施的经济制裁侵犯了人权和国际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当各国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应对疫情挑战时，美国却收紧了对古巴、伊朗等国的经济制裁，阻碍国际社会向两国提供用于抗击疫情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可以说，对于广大中小国家而言，美国的“人权外交”已成为他们本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之一，是他们本国人权事业面临的最大外部障碍。

　　由此可知，美国根本不是什么“人权卫士”，因为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不过是假“人权”之名，行的却是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之实。这种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不仅没有促进当事国的人权事业发展，反而给当事国的人权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公道自在人心。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古巴等70余国为中国仗义执言，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白俄罗斯等46个国家作共同发言，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前就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通过的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连续28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制裁都表明，假“人权”之名行霸凌主义注定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是绝对行不通的。

中国人权成就：经得起历史和国际社会检验

　　作者：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有余，到丰衣足食，再到安居乐业的历史性跨越，在华夏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激越慷慨、昂扬奋进的人权颂歌。中国的人权事业起点低、阻力大、负担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人权的真义，积累人权保障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是世界人权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中国的人权故事，是用汗水和智慧一字一句、踏踏实实书写的，它因踏实而坚韧，因真诚而持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砥砺。

树立惠及苍生的人权发展理念

　　在西方的传统人权观念中，一个政府抑制它的权力欲，避免去干涉个人的事务，就算是维护了人权。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权就意味着不任意征税、不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给公民以公正司法的机会等。但是，人的权利真的仅限于这些要求吗？或者说，满足了这些要求，人们就算过上幸福生活了吗？显然不是。从人的需求金字塔看，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安全，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之上，才能寻求社会交往、尊重、认同等更高级的方面。由此可知，传统的人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识阶层在他们生活空间场景里的想象，是新生有产者向传统贵族挑战之后得到的自由。对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平民百姓而言，这些自由是奢侈的，甚至仅仅是装饰性的。

　　中国政府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理念，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注重人权的广泛性、普遍性和发展性，使人民成为人权的主体，把人权内容定位在幸福上，把人权标准投射到满意上，提出了“人民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目标”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不是独享发展成果，只顾提升本国人民的人权水准，而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合作共享、互利共赢，成为世界稳定、发展、平等和繁荣的捍卫者，树立了惠及天下苍生的博爱人权理念。

　　正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值得世界各国高度认可。现在，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世界必将认识到，只有各国携手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世界才会和平，人权才会进步。

推进积极有为的人权保障措施

    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的生活水准得以提升，并不算是人权领域的事务，而是属于社会福利问题。但是中国将脱贫攻坚、安全饮水、清洁环境、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指标都视为改善和提高人权的措施。由此，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责任更为重大，任务也更为繁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作为、锐意进取，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落实，使得各个方面的人权指标得以逐步实现，推动中国人权水准不断攀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在世界舞台上绘制了人民幸福的崭新图景。

    今年，在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多国人权学者数度聚首“云端”，研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人权维护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人类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各国如果不能协调合作，那么就可能永远处在束手无策、惊慌失措、疫情无法遏制以及相互抱怨和指责的状态。面对疫情这样一场大考，有效的治理和无效的治理，以人民的安危为己任和只顾推诿应承担的责任，真诚地实现人权还是仅把人权当成借口和口号，泾渭分明、高下立见。甚至可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人权治理的愿望、水准和能力被一一甄别出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国防部前副部长何慕理高度评价中国抗疫斗争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权改善的贡献，他认为中国积极的管控措施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表示，中国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提供医疗用品，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构建理性渐进的人权维护体系

    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处在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之下。中国的人口、地域和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近现代历史所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思路和标准来看待和衡量两个存在巨大差异的区域。在人权领域，由于中国同西方起跑线不同，资源条件不同，任务设定不同，制度安排也就不同。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自己去探索。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对其中的所有方面、所有规律都洞察无遗。所以，人类设计的制度和各种具体做法往往存在着缺陷和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检查和审视，反复予以修正和调整，才能逐步趋于完善。中国人权事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反思，在总结反思中改进提升，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思想、人权理念、人权道路、人权实践。

　　正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所指出的那样，新中国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从封闭走向开放，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从贫穷走向富裕，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2019年3月，12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的人权成就表示支持和赞赏。与会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经过几十年建设，在发展、减贫、健康、残疾人事业和人权技术合作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不仅在国内获得了亿万人民的称许和认同，在国际社会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70余年间，中国探索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人权思想、人权理念、人权目标，扎实坚定地推进人权实践，努力在管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提升上下功夫，通过观念与制度的不断改进来完善人权保护状况，使中国的人权事业节节提高、稳步上升。正如荷兰著名人权学者茨瓦特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样大规模人口、大幅员地域、经济基础落后、条件差异巨大的国家里，高水平地实现人权，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真诚努力。展望未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这也是人权问题：比较之下谁有问题昭然若揭

　　作者：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世界各国维护保障人权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成功抗疫，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世界人权裁判员”自居，根据自己的利益算计和政治需要肆意对别国挥舞人权大棒，而对自己的人权顽疾和不断出现的人权问题则掩耳盗铃、闭口不提。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硬件设施最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最高昂的卫生投入，还汇聚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和专家，其抗疫成果理应成为世界标杆。然而，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却成为迄今全球疫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抗疫不力引爆系列人权灾难，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已经遭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理应反躬自省人权问题，而不是住在玻璃房里还朝别人扔石头。

美学者说：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国差100倍。谁不讲人权？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5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9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13万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估计，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实际人数可能是当前确诊人数的10倍，达到2500万例左右。

　　对此，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加文·亚米和加州大学教授迪恩·贾米森6月在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用大量对比数据证明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要比中国差100倍。他们认为，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大多数州政府都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抗疫措施，迄今也未能采取紧急的、覆盖全国的、有协调性的防疫措施以逆转当前美国的疫情趋势。因此，美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6月30日坦言，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控制疫情，美国每天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可能会达到10万例。

　　那么，为什么一直自诩“成功国家典范”的美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表现得却像一个失败国家呢？对此，美国学界和媒体等已经给出了各种分析与解答，美国两党也在借此互相指责和“甩锅”，但数字本身说明了一切。正如《纽约时报》5月24日头版为纪念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所制作的“千人讣告”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是数字”，这些数字背后是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和精英层对“生命至上”的漠视——没有生命，谈何人权？！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有多达数百万的新冠肺炎病患，却基本没有出现医疗挤兑现象；疫情震中——纽约的方舱医院正在相继关门，并且最大的方舱医院收治病人也不过千人。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保险等大都属于私营部门，长期存在“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美国各级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改变大医疗资本和私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美国的急救床位宁可空着，也不给穷人治病。

　　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充分暴露出美国在健康权方面存在着阶层不平等、种族不平等，且两种不平等相互交织。富人、名人和有权势的人不仅在病毒检测和治疗上享有优先权，而且有数名参议员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内幕信息抛售股票等获利。中上阶层可以安享居家隔离，但是护士、快递员、司机等“基本工人”岗位从业者主要是以非洲裔和拉美裔为主的中下阶层。这些“基本工人”不但被迫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外出工作，而且居住在高密度、难以保持必要社交距离的贫穷社区。所以，美国卫生局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率远高于美国新冠肺炎的总体死亡率，这不是基于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因素使得黑人更易受到感染。

　　此外，二战后初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受害者群体，全美数千个养老机构已经陷入疫情之中。对此，美国得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却敦促尽快复工，认为“老年人应该自愿为拯救经济而死”。加州安提阿市市长赖特认为，应该允许新冠病毒正常活动去杀死老年人、弱势群体和无家可归的人，从而“解决社会的重大负担并节约资源”。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根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基于种族、年龄、健康状况、社会阶层和贫富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个人的生命健康权所得到的保障是不平等的。这不仅凸显了美国的社会伦理危机，更在事实上证明了美国自诩的“人人平等”不过是句空话。

放任种族歧视，有那么多人“无法呼吸”，还奢谈什么人权？

　　不久前，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发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且在全美愈演愈烈，并在世界很多国家掀起了反种族歧视运动。对此，非洲已有54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草案，要求彻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等人权问题。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史上第一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对“弗洛伊德事件”所暴露的种族歧视、暴力执法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等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种族歧视早已是美国社会的痼疾。非洲裔屡屡遭警察暴力执法，从而不断引发大大小小的示威抗议甚至骚乱。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此种社会痼疾难以根除，其原因在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往往利用种族矛盾来转移和掩盖社会阶层矛盾，因为解决巨大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矛盾有可能动摇美国的根本制度，而示威抗议和骚乱不但可以使少数族裔的不满得到暂时的释放、种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解，而且还有利于对精英阶层的不满转化为中低收入阶层的内部冲突与矛盾。因此，近年来美国两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停地放大种族冲突，上台之后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转移矛盾，下台之前再给对手制造矛盾，导致种族歧视已沦为选举政治工具，且积重难返。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也是美国大规模新冠感染者死亡、大面积失业和经济衰退等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加剧着美国不同族群、不同意识形态群体、不同代际的敌意与愤怒，两党党争持续恶化，美国社会进一步严重撕裂，更多美国人正在因此失去生命、健康和基本保障——这就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人权危机。

　　现在，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美国精英阶层在竞选时把人权用作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美国在战略上遏制、政治上打压、道德上抹黑他国时把人权当作借口。面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美国人权的决议，美国政府非但没有自省，国务卿蓬佩奥反而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倒打一耙，撰文称人权理事会“伪善”。在人权问题上，到底是谁“伪善”，已不言自明。我们提醒那些美国右翼政客：在拿人权对别国说事之前，还是先看看美国的人权劣迹、搞好美国的人权保障吧！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