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笔谈】

　　作者：曲久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水环境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人得了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清除几十年形成的污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和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的水环境质量以及治理路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才能真正打赢碧水保卫战。

　　那么，水质提升到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有效治理水环境、保障水安全？

　　湖泊富营养化和流域污染治理任重道远。举例来看，日本霞浦湖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严重富营养化。1984年到2011年，日本政府实施了六期治理工程，使霞浦湖污染得到控制，但是截至目前，霞浦湖治理尚未真正完成。霞浦湖的化学需氧量（COD）治理目标为3毫克/升，但目前经过治理之后COD浓度仍然在7毫克/升左右，离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我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也很突出，长江流域最大的三个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都是轻度富营养化；流域方面，除长江和珠江以外，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流域也属于轻度污染。因此，湖泊治理和流域水质根本改善尚需时日。

　　巨淀湖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湖区面积1.3万亩，是寿光唯一的天然湖泊。近年来，当地通过水系沟通、植被恢复、淡水引进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使湖面及绿地面积逐步扩大，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湿地面貌焕然一新。图为巨淀湖湿地风貌。光明日报记者 赵洪波摄/光明图片

　　黑臭河道返黑臭的风险依然存在。在城市黑臭河道治理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为应对环保与水质达标限期，个别地方的河道治理“以标代本”。“本”是什么？就是要实现水体水质的根本改善和生态系统的稳定修复，有完整的生物链和生物的多样性——通俗地说就是“可渔可游”。可见，生态修复与单纯的河道治理是两个概念。生态系统恢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如何保证治理的众多河流不返黑臭，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环境考验。

　　控制污染源难点众多。改善水质、提高水环境质量，控制污染源是根本。我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这意味着可能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也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把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反馈到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整治当中，这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策略。

　　研究表明，长江流域将近67.8%的磷来自农业农村，而控制量大面广的农业和农村分散污染源，并不像城市那么简单。在城市建立一个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厂，就可以处理大量污水，但是在农村把污水收集起来就比较困难，后续的处理与管理工作更是不易。

　　此外，还有一些潜在风险大、底数不清的新型污染物，也给水环境治理带来挑战，如抗生素、病原微生物、有机物复合污染等。2020年1月，美国在饮用水中检测出会引起肝脏损伤的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之前，在美国的多个水源中，也检测出了此类物质。PFAS的特点是长期不会降解，所以就会在环境中越积累越多，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风险。美国有关方面正考虑如何从饮用水中将其消除。

　　2019年，由美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地理》发布信息表明，除了南极洲以外，其余大洲都存在抗生素污染物。特别是在孟加拉国的一个河流中，抗生素浓度超过限值300倍。在多瑙河中，检测出7种抗生素，而且这7种当中的克拉霉素浓度是安全阈值的4倍。如何控制抗生素污染、加强抗生素废水处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其实，真正威胁我们饮用水安全的，更多的还是病原微生物。去年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一些病原微生物可能成为水源的重大潜在风险。1854年8月，伦敦在10天之内就由于不明原因死去了500人，后来发现是由于病人的粪便排入水源，造成居民饮用水污染，从而导致疫病传播。直到1883年，人们才发现这是一种由病原微生物——霍乱弧菌引发的疾病。

　　那么，当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常规的耗氧有机物质同时存在时，会造成何种后果？人们提出了很多假想，认为这些污染物放在一起会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放大效应。200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蒂龙·海斯做了一个试验，将3000只蝌蚪放在混合有10种化学品的水中培养——这10种化学品单独计量都不会产生损害效应，加到一起浓度也是一个安全阈值。试验结束后，蝌蚪的生长却出现了异常情况。他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单个化学物质不产生效应，但将这些物质放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联合毒性。只是截至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物质混合在一起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看来，如何预防和控制这些共存污染物带来的潜在风险，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