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

　　作者：牛世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族是上古古老的部族之一，有关商人始祖契的降临叙事明显具有神话色彩。中国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商颂》诸篇提到商人祖先契的降生，如《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长发》篇：“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即上天让玄鸟降临而生了商契，由此以下商族走上发达之路并奠基了广袤的居地。《商颂》诸篇为商人后裔、春秋时期宋国国君等高等级贵族祭祀祖先的颂词，其中有关商人祖先的追述不能忽视。这个传说在西汉司马迁撰写的正史《史记·殷本纪》中又具体一些：“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说商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看见天上的玄鸟掉下了卵，简狄取而吞之，就有了身孕而生下商契。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战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音初篇》、西汉刘向《列女传》等。这成为近代以来历史学界流行的所谓玄鸟为商祖先或图腾说的根据。

　　有关商人起源和商王朝的系统文献文本见于《史记·殷本纪》，司马迁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但殷本纪的叙事明显超出《诗》《尚书》的有关记载。此外，西晋太康年间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其中《殷纪》部分也记载有商王所居以及重要事件；战国时的《楚辞·天问》中，屈原所提一百七十多问中也有围绕商人起源、商王活动之问。

　　人类的历史记忆经历了从口头传说到文字记录，再到专门史官出现与书写的改变。近代以来，包括商代史在内的上古史的构建经历了基于传世文献的文本撰写到以考古材料为主科学构建的转变。此后，商代史的构建走上了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方式的道路。

　　1928年，殷墟考古工作开启，这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的第一个发掘项目，此后工作一直持续，迄今已近百年；20世纪50年代又发现郑州商城，明确了两者分别属于商王国晚期和早期的文化。近百年来，有关商王朝的考古资料日益丰富，研究不断深入，这个《殷本纪》仅用3500多字描述的王朝面貌逐渐清晰。现在，传世文献、出土文字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从而构建起真正的商代史，商文明规模宏大、立体和作为青铜时代鼎盛时期辉煌阶段的风貌随之逐渐展现出来。今天，对于商代年代、商族起源、商王朝的都城以及与四方的人群互动、商文明的内涵、商王朝的政治地理架构等等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献所见，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王位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历时500多年。基于考古研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商王朝的年代区间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考古学的商文化分为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两个阶段，各自还可区分更细的时段。

　　商王朝的聚落等级有国、都、邑、聚，其中最高级为王都，即国一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匠人营国》之国即建设王都。传世文献记载，商王朝的王都经多次迁移，先后有亳、敖（嚣）、相、邢、奄、殷（或称商邑或大邑商）等。考古发现和研究确认都城以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为代表，分属于商代早、晚期。郑州商城为商代早期亳都，由内、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呈长方形，周长约6960米，其中东、南两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290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区，总面积达13平方千米。这个规模，与经过数百年后的东周时期人口明显增加的形势下中小国都城的规模接近。宫殿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部，范围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500米。发现数十处夯土基址,小者100余平方米,大者2000多平方米。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城市的外郭区，有南关外与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区、铭功路制陶作坊区、紫荆山北制骨作坊区等。在内城周边以及外郭城区有墓葬区。殷墟即传世文献中的商邑、殷墟甲骨文中的大邑商，面积达30平方千米，城市人口有10多万人，有一百多个家族居住生活于此，举族而居，举族而葬。中心是商王宫（小屯宫殿区），其中乙组建筑基址最重要，如以乙二十为主殿的组四合院为朝寝，宽超过90米，深超过45米。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冈是王陵区，埋葬有商王武丁到帝乙的历代商王，还有大量祭祀坑，数量超过3000座。手工业作坊有铸铜、制陶、制骨、玉石、漆木作等，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多类手工业作坊区铸铜、制陶、制骨等集中连片分布，所见有四个片区；小的功能单一散处于某个族邑之中或附近。殷墟大邑商的道路有宽、中、窄三种，其中已发现干道（最宽的）有三横两纵，宽度超过10米，构成商都的骨干道路网络，其中两条南北向的干道直通王宫（小屯宫殿区）方向；在洹河以南还有西北——东南向的干渠，长度超过3.1千米，在东端还有支渠，为向都城南部，尤其是东南部的手工业区供水之用。

　　到商代晚期，商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殷墟商文物种类多，有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最能彰显商文明基本形态及其特点的是陶器和青铜容器。据研究，商代晚期（含部分周初）带铭文青铜器超过7000件，当时青铜器的总数可能为有铭文青铜器的十倍以上。青铜器的使用功能多样，有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以及其他杂器等。如传出土了安阳商王陵区的后母戊鼎重832.84千克，为存世最重的青铜器；安阳殷墟西部铸铜作坊区出土铸造铜盘的模型，口径超过1.56米，为已知口径最大者。殷墟商文化青铜器中酒礼器最多，又以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最多，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如殷墟妇好墓随葬器物有1928件，在214件青铜容器中，酒器有觚、爵、角、斝、觯、尊等类，共163件，占青铜容器总数的76%。殷墟所见陶容器达26类之多，广泛用于生活、生产领域；据此溯源可见，殷墟大邑商的居民以本地人群为主，但还有来自商考古学文化区内部的河南郑州与许昌地区、登封一带、山东西南部一带的人群，有来自商王国周边的人群，具体有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黄河西为李家崖文化）、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拐弯部的西岔文化、京津唐地区的大坨头文化、安徽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湖北东部蕲春市毛家咀组遗存、山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等地区者；此外，还有一些暂不能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非典型殷墟文化的特殊器物。由此可见大邑商社会的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还呈现出大邑商与商王朝其他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其中与郑州地区的联系始终较多，其次是山东西南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相对比较少。

　　考古研究确认，商王朝的疆域辽阔，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超过1500千米。统治模式采用内外服制，其中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抵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分布着以殷墟都城为代表的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与传世文献如《尚书・酒诰》记载的商王朝的内服地区相当。围绕在殷墟类型以外有多个商文化的非典型类型，结合传世文献、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可知，它们基本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辖区，亦即是商王朝间接管理的外服地区。此外商文化还包括像陕西关中的先周文化、湖北蕲春的毛家咀组遗存等与商王朝都城有密切联系的外圈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所以，商文化包括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典型商文化分布区），次级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非典型商分布区），外围区（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外围其他某些考古学文化）。

　　总之，百年考古的积累推进，让我们对商族、商王朝和商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