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苗苗（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又过年了！在新媒体渗透生活各个角落的“互联网+”时代，传统节庆民俗会不会被所谓“虚拟经验”替代？春节这百多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会不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烟消云散呢？大年夜，我们不再团团围坐品酒行令；正月里，走亲串户去拜年也变得时有时无。当手机里电子红包的欢腾取代了信封扎实温厚的手感，当屏幕上闪动的艺术字代替了明信片悠长醇厚的墨香时，辞旧迎新的时刻显得安静而零散，看起来，这互联网好像真是冲淡了我们熟悉的年味儿。
年味儿的浓淡，并不取决于传播方式的变迁，而是来源于孕育“过年”这一风俗的社会结构。都市新生活改变着民俗，手机和电脑则扮演着将之具象化的角色。“互联网+”深度参与了我们的春节，但它并没有替代，而是在延伸，特别是电子红包、集福赢赞以及朋友圈分享等，拓展了年的形式，为过年增添新的色彩。
电子红包具备跨越空间和代际的优势，不仅把叮咛和祝福传送到更远的地方，还把一家一户的年俗转变成某些社会群体的狂欢。红包往往是长辈给小辈的压岁钱，但在今天，发红包对象打破了以往所有的界限，人人有份，见者有份。无论是微信群里拼大小，还是支付宝上集“福”，或者微博里面撞运气，电子红包汇集成一道道节庆的浪潮，挟裹着终端的每一个人。当“红包”变成“电子红包”，它就带上了多重意义——原本小家庭的仪式变成大集体的游戏。在微信群里，人们边抢红包边守岁，通过分享祝福扮演着以往亲戚密友的角色，拉近了彼此之间尴尬的距离。泛化的电子红包也许少了几分庄严的仪式感，但它也同时营造着平等的气氛。实体压岁钱或者“过年利是”之类，通常是单方面的给予，其施受过程是一种权力体现——从长辈到晚辈，从老板到员工，依经济地位向下层传递。而电子红包却消解了这种权力的单向性质，发红包者自己也抢红包，互联网时代的红包从“给予”变成“参与和分享”。
只因诞生于岁月的积累，民俗总给人以古老的感觉，仿佛它天然拒斥电子媒体和互联网。实际上，民俗来自生活习惯的积淀，部分承担着人们巩固情感、加强人际联系的诉求。它不一定排斥新媒体。互联网部分地改变了春节的形式和传播渠道，但其中的民俗精神却始终绵延。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9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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