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里有文化自信
——访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佛置身于一方浓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一块块高悬的匾额，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深深印记。匾额无声，为它们代言的人叫姚远利。
看到别人坐下后，自己才坐下；一直把参观者送到门口，目送离开；到了饭点儿，会留你吃一碗北京炸酱面——这就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给人的第一印象，朴实、厚重、大度，也略带无奈。
“在我国，对匾额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相关专著更是十分匮乏。我到韩国去开匾额研究的会，那里对匾额的研究十分深入，比咱们可下功夫多了。”姚远利感慨地说。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姚远利就已经是京城小有名气的藏家。那时候，他钟情于古砚的收藏。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写过一篇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然而，坐拥500多方古砚的姚远利，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古砚更能直接体现文化的传承——匾额！
从第一块“选举孝廉方正”匾的收藏开始，姚远利一发不可收拾，攒着攒着，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在姚远利看来，博物馆的功能远不仅仅是承载艺术那么简单，更应该重思想、重教化，以文化人，给人以文化自信的原动力。他自己就是照这个路子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
为了寻找匾额文物，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玩市场、农村大集，姚远利都走到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其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取得功名的遗憾。
近年来，姚远利不断在北京建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成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
生活中，姚远利是个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的人，他不怕人问刁钻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是真诚的。曾有人当面直言，“科举”不是什么好词儿，您怎么还办这么个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总是一脸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他从理论上总结出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一看科名；二看题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工艺。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
平时，姚远利也有不太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被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把匾额的价值给看扁了的时候。比如，同样是博物馆馆长，总有人轻描淡写地对着姚远利客套“噢、噢，原来您是搞民俗的”。
“匾额，并不是古代寻常的艺术品，而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颁行。”姚远利解释道，匾额的应用，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姚远利的心中，匾额是门大学问。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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