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方莉
或许是在其他领域的著述太过丰富，当谈论起史学家陈垣时，人们很少会提及他对四库学研究的贡献。几年前，陈垣长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将陈垣有关四库学的文章、著作汇集成《陈垣四库学论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使陈垣的四库学成就得以彰显。近日，陈智超向记者讲述了陈垣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记者：陈垣先生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做过很多调查工作，这与他曾经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有关系吗？
陈智超：陈垣先生是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的奠基人，他也是主持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第一人，还是现代学者中直接接触过文津阁、文渊阁两部《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陈垣先生与国家图书馆渊源匪浅。他从1921年到1922年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8年到1931年又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直到抗战前继续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购书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馆务工作。
但陈垣先生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刚从避暑山庄转运到京师图书馆，他就找机会到图书馆去阅读。《陈垣四库学论著》中的《检查文津阁书页数简章》《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都是1920年写的。当时计划和法国有关机构合作影印《四库全书》，陈垣先生带领王冷斋等六人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文津阁《四库全书》中每种书有多少册、多少页都清点出来了，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影印所需要的纸张、费用。可惜的是，后来影印计划没能实现。1924年，他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故宫文物的过程中考察了文渊阁，并根据古人记载，找到了存放在摛藻堂中的《四库全书荟要》。
记者：陈垣先生研究《四库全书》有什么特点？
陈智超：陈垣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不是一般地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而是努力在工作中有所发现、发明，给后来人带来便利。
比如，他根据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结果，写出了《四库书目考异》。过去，人们很难看到《四库全书》，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来了解这部大书。但是这两种目录的有些著录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因此，他在清点的时候，不只是登记册数、页数，还把这两种目录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凡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都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陈垣先生的工作方法也非常值得称道。《检查文津阁书页数简章》中记载：“拟组织同志七人，以一人总其成，并编造检查底簿，一人任书算，四人任检查，一人任传递。”“检查四人中，以二人认定检查单架，二人认定检查双架。”“一人总其成”就是指他自己，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助于高效率完成工作。
记者：陈垣先生为何如此重视研究《四库全书》？
陈智超：陈垣先生十三四岁就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长大后又读过好几遍。不要说今天的孩子，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多是为了考取功名，也很少有人去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从小就有这样的基础，对中国的文化、文献有这样的兴趣，所以后来能够做出那么多和《四库全书》相关的工作。
当然，他少年时读《提要》，只是希望通过《提要》对古代典籍的介绍和评价来了解中国文化，根本不可能想到未来有一天能到北京来看《四库全书》原书，进行有关《四库全书》的专门研究。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