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新疆是古代陆地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从古至今均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伴随整个陆地绿洲丝绸之路行经西域向西输送的，不仅有丝绸、茶叶与瓷器，还有与之相关的传统工艺，刺绣便是这诸多工艺的一种。刺绣传统工艺经“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在纺织技术上的发展；又借由“丝路”一路回传，使得我们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纺织的工艺和文化，如此，才有了今天丝绸之路上的锦绣无边。
刺绣俗称“绣花”“扎花”，是用绣针引绣线在绣地上穿绕，形成以绣线为主或者以线固定其他绣材为图案的一种装饰方法，结合不同的配色，形成不同的绣品。古书记载为“针黹”，黹便是缝纫、刺绣之意。从史料记载与出土实物来看，刺绣最开始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用于服饰与日用小件的装饰。《尚书·虞书》记有关于舜命禹制作章服的传说，“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帝王所穿的“衮服十二章”便可追溯至此，主张以“衣画而裳绣”的手法，通过绘画与刺绣的结合，呈现衣服的装饰特点。
清代维吾尔族毛织袷袢，新疆博物馆藏。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据考出现在西周。1974年12月，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鱼伯墓中，发现了留存于泥土中的刺绣痕迹。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贵族服装多以刺绣装饰，并将之用于国家之间交流馈赠的礼物。春秋战国时期，刺绣走出宫廷，来到民间，自此，庶民之衣与军队之旗上出现了刺绣的纹饰。
一般而言，绣地、绣材、绣针与绣线构成刺绣的基本要素，而针法、绣法与绣种又决定着刺绣的工艺水平。
绣地缤纷汇西域
绣地，是指刺绣料子，有绷、缎、纱、布、皮等，亦称“地子”“底子”。虽相传周穆王西游之时便已带来丝绸，然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从织造技术而言，西域境内可供选择的刺绣绣地多为羊毛织品、皮革、裘毡。擀毡是商周时期西域人便已熟练掌握的制作技艺，其真正原产地在今伊朗高原，它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西北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丝绸织造技术传入之前，毡几乎是西域境内居民服饰制作首选的材料。陆地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毛毡也通过丝绸之路回传，影响到中原的宫廷与贵族生活。7世纪初期，黑羊毛毡制成的男人毡帽一度风行，并出现了毡与绣结合的绣法创新。《酉阳杂俎》中记载，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诸多礼物中，便有“绣鹅毛毡”；蒙元时期，“剪绒毡”更被列入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中的上品。
清代哈密王帽，新疆博物馆藏。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极大影响了西域的刺绣绣地。丝绸、蚕丝织造技术的传入使得该地区将丝绸纺织与原来的棉麻、毛纺织品结合起来，这些绣地与刺绣、染色、提花等工艺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的服饰艺术。“高昌锦”“于阗锦”“龟兹锦”“疏勒锦”等织锦富丽的绣地品种在历史上工艺水平很高，作为贡品朝贡给中原王室，形成了丝绸之路上丝绸文化的回流现象。据考，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上往返的丝织品中便有绢、绸、锦、缎、绫、罗、纱、绮、绒、缂等多种织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刺绣的绣地选择。
与此同时，汉晋时期，西域居民的衣着款式新奇，服装上刺绣的花草纹样精巧细致，从图纹到绣地都显出浓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1959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绣花棉布裤”，以粗棉布作面，裤腿脚边缘用草绿色显花细绢绸镶边，绢上以绿地、动物、花草、叶纹为主绣，配以绛紫、黄、宝蓝、白色等各色丝线，运用锁针绣出卷草叶、金钟花的纹样，纹饰枝枝蔓蔓，循环往复、富有动感。这条裤子不仅反映出汉晋时期西域绣地已出现棉、绢、绸等多种材质的混用，而且展现出汉代织锦、锦绣并用的特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君宜高官”铭文铜镜，铜镜所装的镜套系用丝绸缝制而成，镜套之上还有彩色丝线绣花作为装饰。新疆博物馆馆藏的汉晋时期的“刺绣方格纹锦手套”，由蓝绢缝制，锁天青色绢边，用两种织锦拼贴缝合，采用锁针绣法，图案为鸟纹、藤草纹和环纹，其绣地也呈现出不同纺织品混用的特色。此外，吐鲁番出土的蜀锦表明，魏晋时期，蜀锦也传到了西域。
清代哈萨克族鹿皮绣花男裤，新疆博物馆藏。
蚕丝织造技术经丝绸之路西传之后，综合本地纺织技术，西域的丝织业获得长足发展。据考，唐朝时期中亚的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迅速发展成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到宋元时期，中亚地区各种装饰盖布、马被、丝绸褥垫、镶金织锦、绸缎、谢纳尔（一种织物）、塔夫绸、撒马尔罕的薄绒驰名世界，西亚许多地区如报达（今巴格达）、谷尔只（今格鲁吉亚）、毛夕里（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部，波斯湾沿岸）等，也发展成为重要丝绸产区与集散地。更不用说，西域本地还有一种通过“通经断纬”之法织成的缂丝，也丰富着丝路刺绣绣地的选择。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条唐代缂丝带，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缂丝实物。这种特殊织法为高昌地区的丝织技术所吸收，从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产生了以丝为原料的缂丝织物，并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一路回传中原，影响和丰富着丝绸之路上的绣地选材。丝毛混纺、金线交织，使得汉唐以后的丝路刺绣呈现出多元荟萃的异域特点。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异域丝绸制品经由丝绸之路不断回流中原，许多诗词歌赋中都有描写。《梁太子谢敕赍魏国所献锦等启》写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新鲜的纺织绣地，刷新了中原文人的诗词表达。再如杜甫《丽人行》中写：“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的《题张萱〈美人织锦图〉为慈溪蔡元起赋》中“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等，无不呈现出丝路刺绣绣地富锦织金、异域风浓的特点。
北魏刺绣供养人残片，1965年甘肃敦煌莫高窟125、126窟前石缝出土，甘肃敦煌研究院藏。
隋唐以降，在陆地绿洲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则表现出更多宗教艺术的主题，其绣地和主题因此也有一定的限定。敦煌莫高窟中发现北魏时期的佛像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幅佛像。上绣“北魏太和十一年”等，字迹清晰可辨。刺绣的绣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为衬，既使得绣地牢固，表面又显得光滑平整。五代时期，西域刺绣的绣地里有绮，和阗布扎克彩棺墓出土的绮刺绣尖头鞋，便是在绮上刺绣；宋元时期，缎、“纳石失”锦以及“撒答剌欺”锦（犬、兔之毛织造）的出现，深受西域各族居民欢迎；元朝更在西域设专局织造“纳石失”，丰富了西域乃至中原服饰的材质以及绣地的选材。
及至明清时期，西域民族纺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棉毛麻的织造技术提高，大量绸缎、毛织物、鹿皮、牛皮、棉麻与刺绣结合，绣线选择尚金崇艳，配色讲究撞色醒目。如1963年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明代的“洒线绣云龙袍料”，其绣地为明黄缎面，绣有云纹与龙纹，龙头上下分别绣有葫芦、花盖、火轮纹饰；同样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清代的“哈萨克族鹿皮袷袢”，绣地选择为鹿皮，鞣革细腻，在袷袢的前襟、领口、袖口处，用白、蓝、红、绿等绣线绣有花草叶组合的纹样，色泽鲜艳；另藏有清代的“维吾尔族毛织袷袢”，绣地是羊毛织物，质地浑厚柔软，刺绣采毛线，仍以花草茎叶纹饰为主，袷袢的领边、袖口与前襟绣满花纹，配色鲜艳；再有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密“维吾尔族桃红地绣花女式袷袢”，绣地为缎，内衬为粉底花棉布，衣襟与袖口绣满牡丹、花草树叶纹样；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萨克族鹿皮绣花男裤”，绣地为鹿皮缝制，皮面上用红、蓝、白、金等各色线绣有团花纹样、花草纹样以及哈萨克族独有的角形图案；新疆博物馆藏的哈密王帽，绣地采用橘黄色丝绸，帽顶与帽檐四周绣有巴旦木、石榴与花草枝叶，帽顶中心挂有璎珞，穗带垂及帽檐底部。清代西域也出现了大量绣地为牛皮的维吾尔族绣花高跟女鞋、绣花长筒皮靴等。
针法流变重融合
对刺绣而言，针法极为重要，它是指用针引线穿绕绣地的方法，包括其穿绕形式和结果。最早的刺绣针法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完全用锁绣针法绣成于帛。锁绣针法作为一种古老的针法，适用于简单轮廓的勾勒，由于绣者容易掌握，送线引针时，只要针脚长短、弧度均匀即可；又由于锁绣针法绣出的图案结实、对比鲜明、纹理耐磨，具有实用价值，故而颇受古人青睐。沈寿在《雪宧绣谱》中形容为绕针（拉梭子针），“其绣法先以大针引全线出绣地后，此针随时移插，不复上下。细针自下而上至半时，引粗线绕针为细孔，随下针于孔中以固之，复上为第二孔。其回转之针，仍须第一孔之原眼，第三孔仍第二孔之原眼，以后类推。必从原眼者，取其易于匀整也。法与打子针小同而大异。”
由布皮面料合成的清代维吾尔族绣花高跟女鞋，新疆博物馆藏。
刺绣在汉代蔚为流行，尤其在西汉时，是与织锦齐名的珍品，常常是“锦”“绣”并称，形容国运昌盛也习用“锦绣江山”加以形容。汉高祖时曾明令商人“勿得衣锦绣”，将是否穿戴刺绣服饰作为评判阶级高低的标准。汉代刺绣针法技艺仍多沿用战国传统，以锁绣针法为主，纹饰主题多为云纹，以乘云之绣，铺长寿之纹，绣地多为绢、绮、罗，绣线颜色有绛红、朱红、土黄、宝蓝、湖蓝、草绿、银灰等，设色浓郁华丽。东汉时期的刺绣多出土新疆，其基本针法依然是锁绣针法，但图案风格多为简化的植物图案，还有一些写意的动物轮廓纹。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尉犁县孔雀河北岸营盘古城附近发掘的15号墓地里，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蓝绢刺绣护臂，这条护臂绣地为藏蓝色绢制，针法采用的便是锁绣，白线蓝底，色泽雅淡，纹样为蔓草纹。护臂的主人身高1.8米，脸上戴着一副麻质人面形面具，身上穿着一件红底对人兽树纹罽袍。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椁之外覆盖一匹极富异域特色的狮纹毯，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
到了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刺绣针法仍以锁绣为主，1965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绣供养人残片，是前述刺绣佛像的供养人部分，原绣已残为几块。绣材为黄褐色丝织物，部分绣地几不可见，针法仍采用锁针绣，针针相接，十分紧密，配色富丽。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绣片上出现了锁针针法的变化，纹样以男女供养人物为主题。女供养人头戴高冠，身穿对襟长衫。衣服上装饰为桃形忍冬和卷草纹。在绸底上用单行锁绣针法绣人物袍服边缘、花卉、枝干、叶框、魏碑字框。桃形忍冬纹和魏字、帽翅等是双行锁绣针法。用多行锁绣绣满叶面，用异色突出叶脉。针脚距离小，正面形成人字形锁链纹，背面为首尾衔接的顺针；花边部分用丝线较粗，针脚距离稍大。花边部分个别地方，是反用锁绣针法，形成正面为首尾衔接的顺针，背面为人字形锁纹。这种锁绣正反变化的针法，是在汉代锁绣针法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绣品色彩以红、黄、绿色为主，次为紫色、蓝色。浅黄色为底色，朱红色主要用于服饰和表现人物鼻、耳、手、脚等肌肉部分的线条。蓝色、绿色用于花纹，紫褐色用于表现冠、靴等深色部位。绣品配色谐调，运色鲜明，锁绣针法多变，为传统刺绣所未见。用二晕配色法配色，绣品除边饰外，均用细密的锁绣针法绣出。
2003年，在楼兰古城出土的魏晋时期的丝绣手套，手套上以锁针绣的是流行于西汉时期的云气纹；其中，卷状云纹的穿插交接类似信期绣，也颇类似长寿绣中“穗”状云纹的纹样，纹样简单，不若西汉时期的繁复精致。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鸟龙卷草纹绢绣”，在红色绢上，以锁绣针法绣出鸟、龙纹和山、花、树纹。
唐以后，刺绣针法出现了变化，在传统锁绣针法外出现了平绣等针法。明清时期，出现有双面绣。新疆博物馆藏清代的“藕荷地双面绣瓜瓞锦长衬衣料”，此衣料用双面绣法以藕荷色丝织地纹，构图饱满，简洁明快，突出瓜瓞绵绵纹饰，象征福寿绵长。
再如针法上的“堆绫绣”“贴绫绣”。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的服饰点缀外，更多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僧帽，除各种针法外，还发现了贴绫绣的针法。它是在一条裙带上绣出梅花，花瓣采用加贴绸料并施以缀绣的做法，富有立体感。
此外，丝绸之路上的刺绣针法在历史上还出现过“加物绣”，如钉珠绣。1997年在昭苏波马黄金墓出土的一块长25厘米、宽13厘米的金珠绣绮残片上出现了“珠绣”。我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一种称为“珠服”“珠襦”的面料，但几乎没有人见过它究竟是什么样，波马墓中出土的“缀金珠绣”让人大开眼界，似乎便是传说中的“珠服”。其针法上出现了珠绣，而其图案与配色显然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清以后，丝绸之路上的刺绣针法在广泛吸收内地刺绣针法的同时，在技术上已突破以往锁绣为主导地位的针法格局，逐渐以平绣取代了锁绣的主导地位，出现包括抢针（戗针）、套针、齐针、双面绣、贴布绣等针法，并流行用金银线以盘金、平银等绣法完成绣品。这些刺绣针法在新疆各少数民族刺绣中流行开来，针法上不断融合，结合各民族多种多样的纹样题材、画面构成、造型样式与色彩审美，进而形成今日丝绸之路核心区新疆多民族刺绣的绣法特点。
绣法丰富应传承
刺绣的绣法，指使用一定的针法并与绣地或绣材结合，使其具有某种固定关系的方法和结果。
在前不久举办的苏州文创博览会上，笔者与一位从克什米尔来苏州参会的商人“小龙”交流，并从他的展品中购置了一条绣有克什米尔刺绣老艺人名字的纯羊绒刺绣围巾。围巾的针法以平绣、锁绣为主，针法粗犷，针脚粗疏，却因为绣地质量与成色上佳，从而提升了整件绣品的工艺价值。换言之，这件绣品的针法或许不及苏绣的针法细腻，在绣法上却因绣地选材的地域特点而别树一帜。
无独有偶，笔者去年5月参加深圳文博会时，与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擀毡学者进行交流，她向笔者展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毡绣作品，是一件将平绣针法与毛毡、丝绸等绣地结合起来的围巾绣品，造价不菲，这也是一种绣法的创造性使用。这些例子无疑又让我们更加理解汉唐时期，西域锦绣何以流行于中原王室和民间的原因。
今天，新疆各民族刺绣在针法上与内地针法融合一体，互通有无。新疆各少数民族传统刺绣有的不使用绷子，拿布即绣。除了平绣、锁绣、十字绣、打子绣、珠绣、盘金绣、齐针绣、参针绣这些与内地针法交流后化为己用的针法以外，还有许多各民族较为独特的刺绣针法或曰绣法。如植绒绣，其绣法要诀在于用针尖头贴孔穿线，刺入面料后留一个环状结头，如此反复地绣，直至刺完整个纹饰，之后，把底面翻转成正面，用剪刀将密集的环状线结从顶端剪断，便成为层层而立的绒头，反复平剪，使其平顺规整。植绒绣绒面厚实，具有弹力，色彩浓厚；多见于帷幔、毯子、枕套，具有很好的保暖、防湿的作用。镂空绣则是维吾尔族在缝制轻薄的枕头、帷幔、窗帘时常使用的一种绣法，该绣法讲究先在面料上画出图案，用锁针绣绣出图案，把需要空出的地方用剪刀剪掉镂空，再缝锁好边缘，然后在镂空的部分网织出各种连接的线条。贴绣在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与哈萨克族的刺绣中较为流行。蒙古族的贴绣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较薄的面料上贴绣，线条细腻婉转，常用于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上；另一种则是在皮类的硬面料上贴绣，主要用于马鞍、墙体与鞋子的装饰上。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主要用于补贴花毡与墙饰上，将白毡染成彩色，剪出需要的图案，用贴补的方法绣制在毛毡上，绣法粗犷。
在绣地上，新疆各民族刺绣与中亚西亚国家相近，别树一帜，多见毛毡、棉、麻混纺。在刺绣图案上，新疆各民族刺绣中东西方文化元素荟萃、农耕与游牧生活方式并存，动植物图形中有牡丹花、梅花、莲花、菊花、石竹花、佛手、哈密瓜、大枣、葡萄、石榴、巴旦木、忍冬、桃子，以及蝴蝶纹、喜鹊纹、老虎纹、孔雀纹、鹰隼纹、鱼纹、仙鹤纹、龙凤纹等；而蒙古族犄纹、哈萨克族羊角纹、鹿角纹、柯尔克孜族羝角纹又为新疆多民族刺绣增添了游牧文化的色彩。其中，蒙古族犄纹常与云纹一起共用，柯尔克孜族羝角纹常与锯齿纹一起出现，这些纹饰寓意繁荣安定、生灵常在。
从今天国内的刺绣现状来看，在“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这“四大名绣”之外，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绣形成于19世纪中叶，它们之所以风靡，除了本身醒目的区域文化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绣品的商业化。相较而言，作为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新疆，拥有维吾尔族刺绣、蒙古族刺绣、柯尔克孜族刺绣、锡伯族刺绣、哈萨克族刺绣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名录项目。思古抚今，回顾丝绸之路上刺绣的绣地、针法与绣法变迁，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精神出发，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政策来看，我们应重视新疆多民族刺绣的传承发展。
总之，新疆各民族绣法包含着新疆各民族聚居地历史地域文化、织绣工艺、图案等刺绣文化艺术的整体特征，需要我们立足田野调查，回溯历史，反复研究，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保护、传承，乃至发扬光大。
（作者著有《巴扎志：新疆的生活与文化》等。）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05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