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由本报与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家单位共同主办的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相关研究机构的中外90余位学者就“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进行专题研讨。专家们认为：四川蚕桑种植历史悠久，织锦工艺独具特色，有多条商贸通道辐射丝路沿线国家，发挥了丝绸之路交汇点、枢纽地的独特功能和价值。现在遴选两位专家发言以资借鉴。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根据
作者：张海鹏
四川举办“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出席研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关系，很有意义。我谨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为会议助兴。
“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国家后续发展的宏大构想，也是推进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倡议。它与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区别，它不以掠夺别国以自肥，而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倡议。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规划提出，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与现实紧密相关学科阐述“一带一路”意义的研究文章和学术研讨较多。“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需要加以阐述，提出“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更应该加以说明。这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
张海鹏 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教育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各地举办了若干涉及丝绸之路的学术讨论会，西安、兰州、银川、泉州、桂林等地都曾举办过讨论“一带一路”的学术会议。此次成都召开“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就提交的论文看，国内外学者从史料出发，论证了四川经北方草原到达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从长江到达东南海疆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集中研讨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学术会议，把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一下集中到了四川。
一般来说，张骞“凿空”西域是开辟丝绸之路的里程碑。据《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到了大食（今阿富汗、伊朗及中东部分），看到了从印度贩运到大食的邛杖和蜀布。可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从四川出发通过南亚诸国到达中亚的丝绸之路早就开通了。事实证明，张骞通西域只是打通了官方的交通渠道，在此以前，民间贸易交流渠道早已存在了。
从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丝织物的遗存。四川在渔猎时期，即传说中的“蚕丛”时期，就出现了采桑养蚕的习俗，学者辨识甲骨文中就有蚕字，蜀字很可能就是从蚕字演化而来。养蚕缫丝的生产技艺，可以肯定四川是发源地之一。蜀锦是综合性生产技艺的成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文献资料早记载了蜀锦，考古发掘证明，蜀锦是丝绸之路上找到的重要物证。
从中国出发通往世界各地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商道，像茶马古道一样。走在这条商道上的有商人，有僧人，有官人，有军人，也有各种游历者。丝绸之路不仅是货运通道，也是文明传播的通道，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载体。
可以把自古及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从先秦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1.0时代；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2.0时代；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时期是3.0时代；现在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4.0时代。
1.0时代，主要是“中原”与“四裔”互动的过程，“中原”物质文化水平高于“四裔”（四方边远之地），丝绸、瓷器、茶、香料、铜铁器具等中原物质流入四裔各国，四裔各国的物种和文化也流入中原。丝绸之路成为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桥梁，这种交往包括贸易、通婚、官方往来、和亲、碰撞甚至战争等形式，也包括交往中各民族、种族的冲突与融合。中原物质文化影响了四裔，蜀锦成为四裔国王、贵族互赠礼品之物。四裔物质文化也影响了中原，成为中原一体多元文化的构成部分。
2.0时代是中国主动与世界沟通的时代。这种沟通超过了“中原”与“四裔”的关系。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远洋航行，表明了那时中国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表明了那时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能力。可惜这种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明末清初的闭关是一个标志。继续郑和远航的是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来，在澳门站住脚跟，形成了澳门、日本长崎和南美巴西之间的大三角贸易圈。17世纪从澳门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数量增长、质量未能提高的时代。学者研究，白银大量流入促进了长江下游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交流是以欧洲人为主导，中国没有从这种贸易中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这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时代。
14世纪开始，陆上丝绸之路出现阻碍。14-17世纪，奥斯曼帝国遮断了陆上丝路通道，是陆上丝路衰败的重要原因。明朝初年用百余年建筑长城嘉峪关，本意是用来接待、管理西域来的商人。由于奥斯曼帝国遮断，很少西域商人往来，敦煌、阳关、玉门关、嘉峪关也随之荒废。16世纪以后海上丝路受阻，既与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海上通道被霸权国家控制，和平贸易受到抑制有关。当然，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政策，是皇权集中的产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清代乾隆皇帝虽废除海禁，却把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所以统治者狭隘的视界也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标志。总之，丝绸之路的兴起与衰落，都还值得历史学者下功夫探讨。
3.0时代，西方商人选择了鸦片作为替代品，用大炮做护卫，推行殖民主义体制。中国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海上丝绸之路就衰落了。
4.0就是当前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再一次冲破道道难关，2008年美欧经济危机至今难以提振，也威胁到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产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历史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丝路精神，“计利当计天下利”精神，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思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需要发展。用剥夺别国来求自富，是欧美世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采用的办法，叫做损人利己的办法。这是西方思维。从长远历史经验看，这种思维带给世界的影响是消极的，是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今天欧美遇到经济难以提振、麻烦的移民问题、恐怖主义、“脱欧”苦恼等，未必不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留下的恶果。“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以共赢追求共富的思维，是一家发展，家家发展，一国发展，各国共同发展的思维。共同发展，就是各国人民都要享受发展的红利，各国人民的福祉都要得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用共赢的手段达到共富的目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欢迎，朋友圈越来越大，就是这个道理。
天府四川：丝绸文明的重要摇篮
作者：谭继和
丝绸是中华文明独异于其它世界三大古文明的标志。因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四川有“天府”之美誉，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摇篮之一，也是连接诸条丝绸之路一个重要枢纽。汉唐以来，天府四川更因蜀锦、蜀绣、蜀布、漆器、邛竹杖及其它特色商品，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独放异彩。今天开展“一带一路”的交流与合作，天府四川同样会对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谭继和 1940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先秦史研究生，现为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
人类文化始于衣食住行，而服饰是文明之首。一般说来，从原始皮革树衣缝制发展到麻葛纺织缝制技术，出现原始服饰的审美的观念，就是服饰由文化进步到文明的过程。早在上古采集渔猎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后来用骨锥骨针缝制兽皮树衣。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陶、石纺轮和原始的水平织布机、麻葛平纹织布，佩戴绿松石、玉石饰件，这是中华服饰文明的开始。不同而独特的是，在适宜桑蚕并最早发现丝织的地域，则出现了以丝绸为特征的纺织缝制技术。《海外北经》记载有“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的远古传述。“欧丝”即“呕吐丝”，实指女子跪据树而发现噉桑吐丝的野蚕，经饲养为家蚕，缫丝即出现丝绸技术的历史过程。据历史学家蒙文通研究，《山海经·海外北经》是巴蜀人作品，其中所述“欧丝之野”即指巴蜀大地，这是饲蚕养桑缫丝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独特的中华丝绸文明出现的最早记载。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大地上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多处与丝织有关的印记和遗存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750年），发掘出丝、麻两种原料的织成品。丝织品包括绢布、丝带和丝线，由家蚕丝织成，有单丝绞捻、粗细经纬相纺、平纹组织等样式，说明四五千年前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已有多处养蚕织绸的技术存在。同时也说明中华丝绸文明满天星斗式起源的特征，这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模式是一致的。
从历史文献看，记载最早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是5000年前黄帝元妃嫘祖。嫘祖的“嫘”字，也寓意女性缫丝累累一团之义，指最早发明人是女性，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一致的。嫘祖以丝绸为黄帝制“锦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这才会出现“雍容垂拱”的礼仪以开启中国文明时代。因之，我认为，除了世界古文明形成的一些共同标准以外，只有丝绸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标志。
黄帝与嫘祖创制丝绸文明，有不少说法，从北周时起，还兴起了供奉嫘祖为丝绸行业始祖“先蚕西陵氏神”的习俗。我们从这些习俗的兴盛地还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往往是源远流长的桑蚕文化传统的起源地，如四川的成都、南充、盐亭等地。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习俗看成一般传说，它应是祖先历代相传，留存至今的丝绸起源口述史。将它与考古发现相印证，说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起源国。直到公元552年拜占庭派景教僧人到中国把蚕种私藏在竹杖内偷运回国，这是西方世界养蚕缫丝的开始。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养蚕缫丝法才引入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
丝绸文明诞生的重要摇篮
“五星出东方”护膊 又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资料图片
天府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首先是因为有良好优越的桑蚕自然条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在其第一层绘有弋射、采桑图，描摹16位妇女着丝裙，攀树上，坐枝头，采桑叶，提桑篮的生动图像。成都附近的新都、彭州、郫都区等地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描绘有桑园和柴门，高髻妇女手执长竿采桑叶的图像。虽然这是战国秦汉时的作品，但它是西蜀“都广之野”自古以来就为桑麻遍野的“欧丝之野”的写照。
其次，蜀中有自古喜欢养蚕的人文条件。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时期铜戈，两面均刻画有蚕形，说明这是养蚕习俗的产物。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蚕”字。甲骨文“蚕”字作蚕形图像，而“蜀”字则突出眼目，其身弯曲蜎蜎态，后期“蜀”字又加“虫”形在其身内，证明蜀字形是从蚕字形孳乳出来的。单独的蚕形是甲骨文的“蚕”字，而其身蜎蜎，卧在桑叶上，则是“蜀”字，可见“蜀地”“蜀国”的得名是来源于西蜀喜栽桑养蚕的习俗。
蜀地的丝绸业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的得名，还可看出蜀的蚕丝业起源于上古渔猎时期。“蚕丛”是野蚕丛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虫氏族，最初即食野蚕，后来发现野蚕吐丝的功能，即把它培养为家蚕。“蚕丛”是对该部族蜀王具有丛簇养蚕缫丝技术才能的尊称。蚕丛氏的祖地，相传在岷山蚕陵，今茂县有“蚕陵重镇”古碑，后为地震水灾所没。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有蜀女为桑叶所包裹化为蚕，变成青衣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蚕丛时代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
由此可见，蚕丛是对蜀王的尊称，“蜀山氏”则是对以蚕桑为特征的部族的尊称，嫘祖则是以发明蚕茧织丝为特征的专称。黄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仆、淖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这两大部族，一个擅长织造技艺，一个擅长植桑养蚕，二者完美结合，互学互鉴，密切交流，形成丝绸文明一个独特的起源、发展、承传的体系。
蜀锦、蜀绣是巴蜀丝绸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陶石纺轮和刻有纺织印记的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十二桥和指挥街遗址均出土了陶石纺轮，说明纺织技术发现很早。而青铜时代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黻黼锦衣，右衽三层，饰有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配有编织绶带，说明青铜时代蜀地就已出现锦衣丝绣，这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
秦汉三国时代，蜀锦成为蜀地蜀国重要的经济收入。诸葛孔明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当时成都、临淄、襄邑（河南睢县）三大丝绸中心各有特色、各有承传：临淄特色是“齐纨鲁素”；襄邑是“织成锦”；成都是“锦绫”，其质量之精美，超过了中原。
蜀锦蜀绣的得名，也是在秦汉时代产生的。据吾师徐中舒先生考证，锦绫即“锦绣缎”，“缎”是在砧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缎。缎是蜀丝绸文明的特色产物。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两句话说了两件事∶一是著名产品“贝锦”。贝锦之名见于《诗经》，指织出锦纹好似多色的彩贝，这是汉代蜀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锦只有经过锦江上游的鲜水洗濯，才能出现鲜艳的锦色，优于天下诸锦，故濯锦之江称为锦江，管理织锦作坊的官署在锦江岸边，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所在区域则称为“锦里”。成都有“锦城”的代称，就是从锦官城简称得来的。
生产蜀锦的纺织工具也出现了奇迹。汉代出现了高级提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在2013年前这还仅见于文献记载，其形象也只出现在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所绘织布机和织丝机，而没有实物。2013年首次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实物和14个漆木彩绘纺织工匠俑。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表现蜀锦织机作坊生产过程的实物。该织机采用的是“高楼双峙”技术，织造的绵绫经纬密度很大。现代的丁桥花楼织机，仍传承使用其法。这四个织机模型是蜀锦蜀绣对世界丝织文明起源和演进所作特殊贡献的明证。
反过来看，巴蜀丝绸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又为天府农耕文明带来深远的影响。到唐宋时期，扬州和成都是世界上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
蜀锦的文化价值
考古发现的汉代丝织品，如河北怀安、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古楼兰遗址、蒙古诺音乌那遗址、朝鲜乐浪郡遗址均有彩色织锦出土，上面往往织有吉祥语，多为“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万年益寿”等。唯有在丝绸之路上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护膊文字不同，最富文化内涵和特色。1995年在该遗址发现一块东汉至三国时期蜀锦护膊，上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纹、云纹与五星纹彩色图案，尤其是所织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令人震撼！《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按照当时汉代人的看法，日月五星的天象方位，是与地上物象人事的动作相对应的，特别是同国之大事“祀与戎”有关，这叫作“天人之符”。“五星”有两指，一指“天之五官坐位”，包括“紫宫（中宫）、房心（东宫）、权衡（南宫）、咸池（西宫）、虚危（北宫）”。五星另一指佐天行德的“天之五佐”，包括水、火、金、木、土五星。前五星为经，后五星为纬，经纬相织，分天之中。天官的责任，就是观察三辰五星经纬交织的天中之道，以便“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天有五星，地有五行”，观察天的五星与地的五行的位置变化，可以决定国家大事或军事征伐。如果“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积于东方”则利于出兵讨伐分裂叛乱势力，“其赤，中国胜”，“可以礼致天下”。两汉三国时期，南羌常有分裂叛乱，因此要选五星聚于东方一舍之天象时机加以讨伐，这是有利于中国大一统的时机。
尼雅出土的这块蜀锦上的文字，今天可以当作“中国”身份的文化认同来解读。即使是工艺品制作，也要在华丽物质世界中以高超技艺绣出精神境界。难怪司马相如写赋，也要学习蜀锦工匠“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高妙巧思和超精技艺，以纺丝织绸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来写锦心绣口的大赋了。
四川对丝绸之路的奉献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民族文明，同时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摇篮。在汉唐时代，世界处于黑暗中世纪的城市衰落时期，唯“扬一益二”，通过诸条丝绸之路的中外商品贸易和文化互鉴，独放异彩。
四川具有丝绸服饰文明起源的祖先口述史、独具特色的考古发现史和丝绸之路上独特的商品交换史等多重优势，对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西南出海丝绸之路，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贡献和特殊的历史作用。蜀人司马相如所云“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体现了历代蜀人冲出盆地四塞，开拓四面通道，走向外部世界的精神。
天府发展历史证明：天府四川离不开诸条丝绸之路，诸条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天府四川。在今天开展“一带一路”文明交流合作、互学互鉴中，天府四川同样离不开，定会承袭它奉献于诸条丝绸之路的文明理念、历史优势和历史经验，发挥其独特的古与今魅力，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请看今年一月以来至今，每天在天府广场的成都博物馆参观“丝路之魂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特展”的人数，平均每天均在万人以上，这个渴望融入“一带一路”的热潮，就是上述论断的证明。
光明日报记者李晓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0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