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本期主题：时间的历史
主持人语
时间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调节着人类的活动节奏。没有时间规则，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便无从谈起。然而，时间规则实则来源于生产和生活，是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时间体系。周和周日的制度性安排就与人类的活动直接相关，既体现了经济活动的节律，也反映了文化交流、宗教、政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历法的建立，起因于政治上的考量，却背离了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和经济贸易交往的需要，从根本上讲，不适合人们的活动节律而终被废弃。本期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时间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意义，为进一步探讨时间的历史提供了一些线索。
周和周日的历史演进
作者：俞金尧，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周的概念
时间是秩序的一种表现形式，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离不开时间。不同跨度的时间度量单位适合人类多样化的生产和生活节奏，“世纪”“年”“月”“周”就是这样一些表示不同长度的时间度量单位。世纪是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它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用到“世纪”这种长周期概念。常用的时间单位则是年、月、日，以及我们现在称之为星期的周。
年、月、日是根据不同星球的运行规律而确定的，是自然形成的时间周期，地球绕日一周为一年，自转一周为一天。但“周”有长短，完全是人为的划分。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曾有以八日、十日为一个周期的时间单位，也有以四日、五日或六日为一个周期。所有这些时间长度不一的“周”，大多与生产、市场和生活节奏相关，比如古代罗马，曾以八日为一周，罗马人在地里干活七天，到第八天就进城，把他们的产品卖到集市上，然后又开始新的生活周期。古代犹太人的周则与上帝创世的故事有关，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们的周由七天组成，造物主在前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七日休息，称为“安息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人也有七天周期这种时间观念，其中有一天，相当于星期五，用于宗教活动。古代波斯人的周与月吻合，由两个七日周和两个八日周组成。不过，由若干日子组成的周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时间概念，比如在印度，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大约到公元2世纪才出现七天周。
大体上说，对时间度量和划分，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周”作为人为设立的时间单位，比其他任何一种时间单位更加体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节奏。
星期的形成
周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三种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我们所熟悉的星期的概念：一是七天一周；二是以七颗行星命名一周各日；三是星期日为休息或安息日。
古代犹太人根据上帝创世的故事，创立了七日周。那时，七日一周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星期，因为日子不是根据行星的名字来定，而是按顺序从第一日到第七日来计算。造物主在前六日创造了世界万物，到第七日，便停止一切的工作，安息了。安息日不仅仅是使人们放松身体，更是获得精神上的休息，是思索、赞美、欢乐的一天，这一天是圣日，适合去会堂做礼拜。
公元1世纪时，从犹太教内部的一种民众运动，发展出了基督教。初期的基督教并未改变犹太教的周的观念和尊第七日为安息日的规定。但是，基督教在公元头几个世纪在罗马世界传播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古犹太人七日周的一些重要特征，并使罗马人放弃了原来习惯的八日周而改用七日周。
首先是按顺序计算日子的周，变成了以不同的行星命名每一天的行星周，即星期。尽管一周七天不变，但以不同的行星指称每一天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行星周的形成与占星术有关，占星术最初产生于古巴比伦，在希腊化时代作为希腊文明的一部分而进入西方世界。占星家认为，根据从土星到月亮的内在顺序，每天的每个小时都处在某一行星的支配之下。而且，每一天都受当天第一个小时支配的那颗行星的主宰。这样，古人就用太阳、月亮和他们所知的五大行星，即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分别给一周各日命名，形成了称为“星期”的周。行星周向东传至印度和中国，向西传到罗马。到公元纪年前后，在奥古斯都进行独裁统治的时期，当时的罗马人已有崇拜土星的记载。石刻上也出现了与八日集市周并置的关于行星周的信息。经过公元前两个世纪的流传，占星术和行星周在罗马帝国内的私人生活中已广泛应用。
其次，星期制的确立，改变了礼拜的意义和习惯。早期基督徒仍接受犹太人以数字计算每一天的七日周。但是到3世纪末，行星周开始取代七日周。由于古代埃及人的太阳崇拜，及其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巨大影响，在行星周中，太阳日（即星期日）具有特殊的意义。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321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历中正式引进了七天一周的星期制度，并把太阳日定为行星周的第一天。在这一天，除农业生产以外，人们不得从事其他劳作。这样，原来第七日的休息和礼拜活动改到了一周的第一天，太阳日就变成安息日。礼拜的意义也有了变化，犹太人的安息日原是根据《圣经》中上帝创世的故事而立，而太阳日（星期日）被基督教奉为主日，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被害后于次周的第一日复活。
近代早期西欧的乡村集市，各地根据自己的习俗在每周固定的日子开集。
最后，罗马人传统的八日集市周，逐渐地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为七日行星周所取代。
综上所述，行星周的形成和确立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过程，特别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北非、西亚、中亚和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这个过程中，两河流域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显而易见。星期制的确立也反映了罗马帝国内部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是基督教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表现。当基督教以一周起始日的太阳日，取代犹太人周期中的第七日（安息日）作为休息日、礼拜日的时候，基督教也就进一步疏离了与犹太教的关系。
休息日
除却信仰上的差别，休息日无论是在一周的第七日，还是第一日，并无根本区别。作为犹太人周第七日的安息日，与作为星期中第一日的太阳日，都强调的是休息和礼拜。
安息日禁止一切工作，戒律上的规定最早见于《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戒。古代犹太人严守安息日不工作的规定，极端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犹太人在安息日听任敌人残杀也不拿起武器自卫。321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关于星期日停止工作，以便人们有时间从事礼拜活动的法令，这是最早的官方律法，成为后世类似各项规定的先声。中世纪英国的法律曾规定，驱使农奴在星期日干活的领主要处以罚金，自由民在这一天干活也要受罚。有条件获得自由的自由民，在无领主许可的情况下从事劳作就要丧失自由。农奴未经领主同意在星期日劳动，受鞭笞惩处。11世纪时，英国法律甚至禁止人们在星期日聚会、狩猎，以及从事其他世俗活动。
宗教改革以后，在基督教会中，依然有一些派别坚持把星期日当安息日，尊为圣日，禁止一切工作。新教反对罗马教会的腐败和权威，把《圣经》视为基督徒的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唯一权威。就安息日而言，新教各派别坚持摩西戒律，把太阳日（星期日）当作休息和礼拜的时间。加尔文把摩西戒律看成是虔诚、神圣生活的永恒规则，应当永远遵循而不能改变。路德反对那些要求废除摩西戒律的言论。英国国教、美国圣公教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均持这种立场。
以星期日为安息日是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基督徒的一种内在要求。破坏这一规定，则是对教会的挑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制定和实行新的历法，以十天为一旬的时间周期，取代了七天为一周的星期，以往视星期日为安息日不再工作的节奏被打破，革命者以此表达了对宗教的蔑视。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插曲，拿破仑最终废除了革命的历法，星期制得以恢复，也算是教会的胜利。
现实中的周和周日
星期制及安息日规则能长期而广泛存在，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有宗教和文化上的意义。事实上，周的概念和生活节奏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中，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周所体现的乃是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惯常节律。在行星周盛行之前，罗马社会已存在集市周，便是最好的证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宣布星期日停止一切工作的法令时，也为农业劳动者留出了活动的余地，毕竟，农业生产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性。不过，宗教和政治的权威的确强化了这一节律，使休息具有神圣和强制的双重特性，凸显了西方历史上长达千余年的信仰时代。
近代以来，欧洲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尽管周的宗教意义从未消失，但是在把时间看作金钱的时代，星期日越来越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从休息向休闲的转变，体现了商品经济在时间中的“殖民”过程。
18、19世纪以来，休息和礼拜依然是人们在星期日的重要生活内容。休息使身体得到放松，以便在下一个周期有充沛的体力和活力从事劳动。无所事事的周日怠惰是休息的一种方式，娱乐、玩耍、聚会等活动，则是另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然而，在传统的休息方式之外，休息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向，吃喝玩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日复一日围着机器忙碌的人们也有了远离城市和工厂环境的需求，郊游和旅游业得到发展，甚至逛街购物也成为人们在周末的一种休息方式。
国家与社会：法兰西共和历与日常生活
作者：洪庆明，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世界至深至远的影响，是留下了一整套观念模式、行为仪式和革命术语，除“左派”“右派”“白色恐怖”之类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外，还有“热月”“雾月”“葡月”以及“旬日”等语汇。尽管后者只是因为激荡年代的重大事件且以之命名，才得以保留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中，但这些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基础创制出来的名词，是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行的法兰西共和历各个月份的名称，同样属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超越了政治精英们以巴黎为中心的激烈争锋，在革命期间发挥着巨大的权力潜能，一度规约着几乎所有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节律。
法兰西共和历以1792年9月22日作为纪元元年，纪念共和国的诞生。它将每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均分为三个“旬”，剩余的天数放在年末，称作“无套裤汉节”。像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采取十进制，每天分为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钟。这部新历试图按照理性的原则，按照大自然的律动，创造一种严整规则的时间体系。以后每年的新年，均以巴黎天文台观测到秋分到来的时刻作为开端。因为在这一天，如共和历的首要设计者罗姆所说的：“太阳同时照亮两极，继而照亮整个地球。同一天，纯洁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来第一次闪耀在法兰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整个人类。”
从革命政治上来说，共和历既是实践的，也是象征性的。首先，新历不再以基督降生开始计算日期，抹去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节日。时间的非宗教化，从日常实践和想象方面承担着去基督教化的任务。其次，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农时、劳作习惯和宗教习俗的不同，使之存在着多样的时间系统和时间观念。“风俗、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促成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价值倾向的大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与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也是革命政权努力构建民族国家的有用工具。再次，新历不仅仅是工具，它是有灵魂的，实体当中浸润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新的纪元，象征着神圣性从宗教转移到历史与政治；象征着与时间的决裂：告别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共和国的诞生在其中成为历史的零点时刻，已经埋葬的过去与革命许诺的美好未来在这里截然分开。科学、理性、平等与自由就是新历，同时也是它所计量的时间的灵魂。依然活在革命记忆围困之中的史学家茹勒·米什莱，在60年后谈到共和历时，依然充满激情地呼喊，共和纪元是“正义纪元，真理的纪元，理性的纪元”，是“人类趋向成熟的纪元”！
如果将目光从政治维度转向革命时代法国的社会，将时间概念植入社会史研究，考察计时体系与时间观念对社会生活形态的塑造和规约，E.P.汤普森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有关时间与劳动纪律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法兰西共和历的功用，不仅仅是充当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和共和主义话语的容器。作为一种时间框架，它是国家与社会的接触地带，自上而下地渗透到社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机制，形塑着日常生活模式乃至社会心理，其间充斥着强力、折中和对抗。
共和历诞生之初，激进的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习俗和传统的巨大惯性，并未通过立法方式要求所有公民遵循新历的时间节律，将旬日而非星期日作为休息日。因此，在大多数地方，仅有政府部门、学校和地方激进团体实行新的时间表，集市和市场仍然按照传统的日子开市或休市，农民和手工业者继续过传统的假日。一些地方政府、军队、特派员或雅各宾俱乐部地方分部强迫民众遵循共和历，甚至以“反对革命原则”的罪名惩处那些不过旬日节者，但即便如此亦收效甚微。
大恐怖时代，尽管在推行新历中存在着立法上的不完备，执行上的不系统，但政府以强力姿态介入，试图全面规范时间方面的事务，借此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入社会领域和确立社会秩序。“热月政变”之后，失去了恐怖国家机器的支持，将新历带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动力暂时地消失了，民众迅速恢复了传统的七天制时间表。共和历受到大量的质疑和抨击，国民公会议员朗热内称其为“暴君历”，削弱了法国的生产，激怒人民反对政府。尽管恢复格里高利历的呼声很高，但在热月党人统治期间，共和历却延续了下来。其原因在于，正如法国史学家莫娜·奥佐夫分析的，共和三年决定新历命运的国民公会，虽然少了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人，但仍然是相同的国民公会，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遽然中断。
“采取最强有力的最具强制性的举措强迫民众遵循共和历”，是取代热月党人的督政府统治期间的政策。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建立了相对左倾的政府，给共和历重新注入了活力，强制执行旬日节成为优先目标。共和六年霜月14日，议员杜奥提出动议，呼吁确立国民假日，全体法国人都必须在“旬日”休息，禁止公民在公共场所工作，学校、集市和商店也须关门停业。该动议激起了大量的讨论，并促使共和六年一系列相关法律的颁行。经济与社会生活被迫按新历的时间表重组，以共和历的十天一旬制定集市和市场开市的日子，禁止报刊和公告等印刷品携带格里高利历的日期，剧院和表演应该安排在旬日或国家假日里，乃至结婚喜庆活动只能放在旬日举行。
共和六年这些有关时间的法令，是政府角色的极大扩展。按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在启蒙自由主义话语的掩护下，调整权力机制规约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是现代“规训社会”兴起的核心。但历史表明，改造由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构成的传统地基，是场异常艰难的工程。民众、官员的意愿以及行政机器的有效性，是工程取得多大程度进展的关键。民众对革命和宗教情感的强弱，地区和城乡之间管控程度的差异，是影响共和历采用的重要因素。在诺尔省，政府下令商铺在旬日必须关门歇业，不准摆售产品，禁止木工和瓦工在公开场所劳作，违令者将遭逮捕和罚款。这些举措看上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督政府的专员向巴黎报告，旬日在本省较大的城镇得到了遵守。
然而，传统习俗和心理，民众基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计算，是法令政策一时难以改变的，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时常流于表面。商铺虽然在旬日关门，但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在店内继续工作，并且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不独如此，公然的犯禁也层出不穷。在一个名叫奥博丹的小小教区里，仅共和七年葡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报告了144起违反禁令的行为。在工商业城市里昂，政府密探报告，共和历极少得到遵守，集市和市场仍然遵循旧例。在该密探看来，共和历漫长的工作周制度以及对星期日的宗教虔诚，是造成此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差，农民利用法律条文中有关“急迫情况”的规定，声言田地里的农活急切需要做，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在守礼拜日的同时，公然在旬日劳动。地方政府官员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里，经常抱怨由于民众的“偏见、愚昧和习惯”，使共和历遭到忽视，形同虚设。洛埃-加龙省的官员说，是“习惯以及乡村当中团结协作的需要”，而非宗教偏见，阻碍了旬日节的成功。荣纳省甚至发生群众骚乱和起义，反对新历，捍卫传统的基督教时间。反抗的话语也紧跟形势，以捍卫人民主权和宗教自由的革命原则为口号。
从共和六年到共和八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和历及其界定的时间框架在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中，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它的“辉煌”岁月。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政变，是共和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到1806年1月1日被废除，这最后六年“无疑是它的衰落史”。它为法国人规定的时间节律和意义，在此期间陆续遭到了抛弃。
共和历在法国社会的实践历程表明，历史犹如滚滚流动的长江大河，其表面看上去变化万千，浪花不时飞溅，但沉寂的底部，日复一日静静流淌，稳定连续，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强大基础。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只要与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日常实践存在脱节甚或冲突，那么这种理想在践行中必然遭遇重重阻碍乃至归于失败。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05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