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万达（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1995年我调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从事智库研究工作，第一个研究题目就与香港有关。当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预言香港回归后不会再繁荣，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充满偏见，感到很愤慨。于是，我们在《开放导报》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反驳。在我看来，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既定方针，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后，必将“马照跑、舞照跳”。
在香港回归20载之际，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对香港的认知和信心没有错，对香港的基本判断和预测没有错。回归以来，作为高度开放自由的城市经济体，香港经历了诸多考验，但经济总体来说是好的，增长趋势是向上的，社会民生的改善是明显的。
香港的风采浪漫依旧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92年，那时刚到深圳工作，对香港印象最深的是语言，只要会英语，就算不会讲粤语，也照样畅通无阻，切实感受到什么叫国际大都会。那时的香港生机勃勃，接触的香港朋友总是匆匆忙忙，总是在努力打拼，而且讲求实效。到卡拉OK唱歌，最爱唱的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回归以来，作为高度开放自由的城市经济体，香港经历了诸多考验。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2000年受到全球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的极大影响，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导致百业萧条，2008年受到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波及……虽然经历这么多冲击，但香港的经济总体来说是好的，增长的趋势是向上的。从1997年至2016年，香港的GDP年均增长率达3.4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3.48%，这在发达经济体是相当高的。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低位，基本实现全民就业。
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地位和竞争力看得见摸得着。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与新加坡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分伯仲。近几年来，香港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枢纽中心，2013—2014年港交所在IPO方面的集资额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纽交所，2015—2016年超过纽约位居全球榜首。香港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一直靠前，并连续23年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尽管在国内城市竞争力排名中遭遇其他城市的挑战，香港的地位和优势仍较为稳固。
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于香港百余年发展的积累以及国家对香港经济的针对性支持：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自由行”政策提升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CEPA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和辐射范围；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是国家对香港金融核心竞争优势的最有力支持。中央政府的支持充分彰显了作为香港发展的坚实后盾的功能和作用。
2017年6月16日早晨，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我到香港中环美国银行中心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虽然下着雨，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匆匆行走在香港洁净的大街上，在狮子山下相遇的人们笑脸依旧，香港国际大都会的风采浪漫依旧。
内地是香港最大的靠山
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内地广阔的市场和腹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近40年，内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沿海到内陆、从农村到城市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这20年，是国家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20年，也是香港持续增长的20年，是香港最重要的“机会时代”。1997年，中国的GDP规模只及英国的60%，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4.7倍。再来看香港，1997年香港的GDP是1770亿美元，2016年是3200亿美元，20年增长了80%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内地因素毫无疑问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更将如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际，正是香港回归50年之期。香港经济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国家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香港的发展需要与国家发展和中国梦保持同步，这就要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国家“画布”上勾画香港经济的未来。对香港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毫无疑问蕴含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如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并胜任“超级联系人”角色，则香港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香港妥善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在内地资金和企业“走出去”中找准位置和角色，在内地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与国家战略和内地同步发展中提升香港经济的质量与水平。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1年6月，由港铁运营的深圳地铁4号线全线开通，4号线贯穿深圳南北、连接深港两地，开启了“深港融合”的新篇章。作为一名生活在深圳的智库学者，1997年起我就开始提出，香港与深圳应成为像纽约、伦敦一样的国际大都会区。2016年5月，我在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重提“港深国际大都会”的愿景。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香港和深圳虽然有合作、有互动，但离融合发展的“港深国际大都会”愿景仍然相去甚远。香港与深圳这两座城市合作与发展的曲折与现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变迁。在这一进程中，香港与内地或者说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香港的未来。而恰恰在这方面，香港需要反思和调整。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共同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进一步凸显，那就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彰显“一国两制”事业的强大生命力。
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建设将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大湾区内既包括了港澳，也包括广州、深圳等内地的9个城市，以及外围延伸到泛珠三角合作的9个省区。香港可凭借自己的优势，在交通设施、经济产业、社会民生、科技研发、生态环境等方面，与湾区内的其他城市实现优势互补、全面合作、协同发展。香港有条件联系本地、内地和全球顶尖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担当湾区科技创新的“超级联系人”，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实力。在这种多向多维互动中，香港既服务了国家战略，又可实现自己的转型发展。
2017年6月20日，我在香港参加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办，腾讯公司承办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参加会议的有从美国、日本等国来的专家学者，也有从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来的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代表，热烈的讨论、碰撞的火花使我兴奋，也让我沉思——大湾区的愿景可期，香港的长期繁荣可期。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4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