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
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进行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建国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正因为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
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
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就学科分类来看，可以把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三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应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
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他的经济学说同样有其政治前提。
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
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本人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也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19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