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作者：汤序波（汤炳正之孙，1960年2月生，字海晏，山东荣成人。现为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奠中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文库编纂，黔中书院教授。撰有《汤炳正传》《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整理《楚辞讲座》《书法讲座》等。）
学人小传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斋号渊研楼，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楚辞学家。20世纪30年代受业于章太炎之门，成为大师晚年最为器重的入室弟子，被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并以戴震高足孔广森比之。大师既殁，汤炳正被推举为弟子中唯一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言。又应张季鸾之请，撰《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一文刊于《大公报》上，并受聘担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声韵学、文字学主讲。
汤炳正书法 图片为资料图片
汤炳正《自传》 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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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国学讲习会部分学员合影于苏州公园。其中：姚奠中（右三）、柏耐冬（右八）、汤炳正（右九）、李恭（右十）、孙立本（右十一）。图片为资料图片
1945年9月起，先后历任南充西山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教授；1949年9月以后，历任私立川北文学院、公立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楚辞研究》集刊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治学七十余年，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内外。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他深受乃师影响，又能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一些千秋难解之谜提出自己的创见，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擅诗文，早岁以《故宫行》《彩云曲》等闻名于世，晚年又以“睿智与豁达”的散文作品，卓然独立。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渊研楼屈学存稿》《剑南忆旧》及《楚辞讲座》《汤炳正书信集》等。
许嘉璐在新版《〈章太炎全集〉序》开篇说：“世论太炎先生，曰‘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章念驰编的《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封底简介：“今年（2016年）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国学大师’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其中，“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的名言，尽人皆知；而“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语出何处？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正是我的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忆太炎先生》中提出来的。
汤炳正生前不喜参加社会活动，专意于学术研究，知名度逊于他的几位师兄，实则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少开拓性贡献，也是“章太炎晚年在传人黄侃先逝后最属意的弟子”。（戴明贤语）
一
汤炳正，字景麟，1910年1月13日丑时生于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这一天属干支纪年的己酉。春秋时期，荣成又名不夜城，当地夜犹未央，红日已在迷人的霞光掩映之下，从海天之际升起。这种奇观，一句唐诗“海日生残夜”形容得最到位。
汤炳正出生时正值曙光初现，雄鸡啼鸣，家里认为吉祥。及至满周岁那天，据我曾祖母回忆，当时他置其他物品于不顾，只抓了纸笔玩耍半天。父母自然高兴，希望这个儿子将来真能与纸笔打交道，成为宣付史馆的读书人，光耀门楣。
汤炳正六岁进石岛明德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他父亲汤丕治（字显卿）任石岛商会会长时，于1910年创办的。明德小学是当地第一所有别于私塾的新型学校，老师多是经过培训的前清秀才。但只读了两年，父亲就又让他到村塾就读，以旧学的标准来打造。按他自己的讲法，是“一口气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
塾师张玉堂系前清拔贡，秀出班行，在当地很有名望。当时，汤炳正学习异常用功，常读书至深夜。他怕自己打瞌睡影响背书，总是高高地坐在被盖卷上诵读，稍有睡意便会滚倒下来。此后八十余年的读书生涯，先生从未有过卧床看书的习惯，自谓就是小时养成的。他每晚总要读书至深夜，怕父母发现，就用高粱秆编织的席子把窗户遮盖起来，使外面看不到一丝灯光。
汤炳正在五兄弟中身体比较羸弱，我曾祖父每晚都要他练习一套八段锦，而他则利用这段时间，边练功边在心里背书。有一段时间，每晚练功他都要把一部《易经》背完，才肯罢休。也正在这时，他开始浏览家中的藏书，并向京沪一带的书局邮购图书。几年间购置了《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辞类纂》《华山碑》等。其中，《华山碑》后有太炎先生的《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位朴学大师的文字。
荣成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对汤炳正有志于学产生了不小影响。据他讲，自己在20岁以前，仅仅是为读书而读书，对读书能进入什么境界，达到什么目的，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而此后，才逐渐从塾师与父兄口中对学术之事略有了解。如对聊城的藏书家杨以增、曲阜的经学家孔广森、栖霞的训诂学家郝懿行、潍县的金石家陈介祺、安丘的文字学家王筠等诸乡前贤，尤钦慕景仰。这些人的名山事业曾给他以极大的诱惑。
但真正使汤炳正倾心于学术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引路人，当属邻村姜家疃的姜忠奎（字叔明）。姜忠奎虽比他仅大一纪，但因出道甚早，彼时已是名牌大学教授。因此，汤炳正一直视其为“前辈”。1949年后，他在自传里屡屡言及此人，如说“（我）决定典卖田产，北上求学。这个决定，受邻村姜忠奎的影响是很大的”等等。
而姜忠奎的外祖父孙葆田（不夜村人）是清季大学者，曾两度出任《山东通志》总纂，对汤炳正亦有一定的影响。1930年寒假，姜忠奎回乡探亲，来张家村拜谒蒙师张老先生，汤炳正得以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乡前辈”，并从他那里了解到学术方面的诸多信息。此外，邻村大鱼岛的许维遹（号骏斋）对他也有影响。许维遹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35年出版成名作《吕氏春秋集释》。
二
1931年8月，汤炳正到北平，与同乡张政烺等在弘达中学补习。张政烺后来考取北大历史系，汤炳正因无中学文凭，只上了私立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被导师王文彬推荐到彼时唯一的新闻理论期刊《报学季刊》第四期上发表。这是他生平首次发表学术论文。
后来，王文彬出任重庆《大公报》经理，还聘汤炳正为该报记者。同乡马学良，此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他们三人过从较密，曾结伴去听胡适的演讲。张、马毕业后，均进了当时的学术重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进人极严，所长傅斯年是非北大特优生不收的。姜忠奎、许维遹、汤炳正、张政烺、马学良五人皆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流学者，年龄相差也不远，都在京城求学，学术旨趣相近。汤炳正又与他们四位均有交集，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荣成文史五杰》。
当时，汤炳正对旧学兴趣大，认为今后“比较易于成为专家”。他研究扬雄，北京图书馆丰富的典籍使其大开眼界，博览泛涉，如鱼得水。那时候，他上新闻课的时间少，跑北京图书馆研读典籍的时间多，“风雨不阻，寒暑不辍必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晚年时，他曾模仿林语堂的语句说道：“北京图书馆就等于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就等于北京图书馆。”这并非随便说说，实感慨系之。
汤炳正“成了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长期座上客”，在他心里，北京图书馆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更重要。
扬雄《法言》的历史地位是大大弘扬了儒学传统，但文字古简奇奥，历代笺释校理者不多。1911年，汪荣宝著有《法言疏证》，20年后又出版了修订版，改名《法言义疏》。汤炳正在故乡读书时，正巧跟扬雄的论著发生过某种“因缘”：他名“炳正”，字“景麟”，即取自扬雄《剧秦美新》中的“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之意。
但真正意义上，汤炳正对扬雄与《法言》进行学术研究，则是从在京读书时开始的。汤炳正一直是把扬雄视为传统语言学最早的专家而进行研究，后来，他还为扬雄做了一部《年谱》和写了一篇《〈法言〉版本源流考》。
在京期间，汤炳正完成了十万言的《〈法言〉补注》书稿。关于汪著，他认为其失大要有六：一、字句颠倒而汪氏未能校正者；二、文字谬误而汪氏未能更正者；三、汪氏有为古本所误者；四、汪氏有误改原文者；五、汪氏有为古书征引之文所误者；六、前人已有成说而汪氏未经采用者。
即使现在读此稿，我仍觉得《〈法言〉补注》极富理论色彩，而无一句虚言，说服力很强。汤炳正的学术生涯，此稿应是奠基之作。因此，研究汤炳正的治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此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我们从中也不难窥测他对学术问题不避权威的坚定态度，而这种思想又贯穿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汤炳正还是一位写旧体诗的高手，他自幼喜欢诗词，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在故乡时，他虽写了不少诗作，但总是随写随弃，现在我只找到他挽妻子慕惠贞之祖父的四联文字。今举其二于此：“一、大老近居东海，跂望非遥，恨旅馆羁留，旧雨未来疏问候；文孙共学北平，约归先至，知孝思感动，秋风特送及弥留。二、阅尽沧桑世界，叹涛声悲壮，山色苍凉，六十年来成大梦；留将诗礼家风，看桂子扬芬，兰孙毓秀，九重泉下慰幽魂。”
汤炳正自述：“记得我的诗兴最浓，是二十多岁，那时正游学北京，面对黄瓦红墙、到处都是历史遗迹的前朝故都，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我，经常写诗，借以抒发思古之幽情，或个人的襟怀。”他在《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了《浪淘沙：纪念“九一八”》《故宫行》《鹊桥仙：登长城感作》《彩云曲》《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等作品。
其中，《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诗题中的金东雷（震），时任《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主编，是章门中期的弟子。汤和金诗的颔联“一生懒向人间笑，十月先从岭上开”，正是他一生性格的形象写照。此联“曾被诗界誉为名句”。金东雷于1936年出版《东庐诗钞》时（2009年收入王伟勇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还请汤炳正与同光体主帅陈石遗、民国政要张一麟等一同写《序》。《诗钞》中有《赠汤君景麟》一首，称“子今突起持前纛”。
汤炳正的经历中也有“艳丽”的一段，那就是同《晨报》记者访问赛金花，他没有赶时髦写访问记之类的文章，而是作长篇歌行《彩云曲》。此诗被誉“有元白遗风”。
三
大学毕业后，汤炳正回到故乡。一天，他在《大公报》上读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招生广告，即于1935年8月赶赴苏州报考。因就学者甚众（“最多时近500人”），文化程度悬殊，太炎先生决定分层次教学，特手订布告：“凡学员中有著作者，经审定著作后，可录取为研究人员；无著作者，须参加专门考试，根据成绩录取为研究（人员）。”
汤炳正参加研究班的考试，试题是“自述治学之经过”，他将自己在京补正汪荣宝《法言义疏》之文应答，得太炎先生嘉许，并亲自动手将答卷以《〈法言〉汪注补正》为题，编入《制言》半月刊第四期。这是讲习会学员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讲习会设研究班与预备班，前者的课程由太炎先生任主讲，沈瓞民、朱希祖、金毓黻等任辅讲；后者则由章门弟子讲授，汤炳正后来即任该班声韵学、文字学的教席。
在正式开课之前，太炎先生召见了研究班学员，待大家进入会客厅，老先生朗声问道：“汤炳正来了没有？”汤炳正应答后，老先生把他叫到自己跟前的小圆桌边就座，即谈起自己在“冬”“侵”分部上的前后不同点，并征求汤炳正对此的看法。
因为彼此的方言不同，太炎先生怕汤炳正听不懂余杭方言，便招呼佣人老李取笔墨纸张来，边写（把一些不易听清楚的字、词写到纸上）边讲。老先生那天除列举《诗经》《易经》为例证外，还认为从冬得声之“疼”，今读如dén，犹与侵部近。
汤炳正晚年深情地说：“我当时才二十五岁，浅识寡闻，对音学所知尤少，而先生不以我为谫陋，循循善诱，平易近人，声音笑貌，至今宛然在目！”那天，太炎先生兴致浓厚，竟这样过了一个小时，而没有再与其他学员交谈，就宣布结束。
这一举动不由引起人们的猜测，及至后来汤炳正的研究成果一篇又一篇见诸报刊，始知他的确在小学方面“了得”。据姚奠中说：“景麟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尤其在声韵方面更为突出。在学会的学术专刊《制言》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少，有的也只一二篇，而景麟先后就发表过六篇。足证他的研究成果之多。”
1936年6月14日清晨8时许，太炎先生以鼻咽癌、胆囊炎、疟疾、气喘病四症并发而遽归道山，享年69岁。恩师病殁后，汤炳正与李恭被选为敛衾、招魂、楔齿等安葬仪式的主要人员。据姚奠中回忆：“在先生弥留之际，学生们集中守在院子里，先生的好友李根源等和学生汤炳正、李恭等守护在先生病榻旁。”
汤炳正亦云：“余之得侍先师也，将及一年，朝夕过从，情逾家人，不意先师此次之一颔一笑，竟为毕生最后一次之诀别也。（十三、十四两日，虽获侍侧，而先师不省人事矣）先师之所以期望余者，远且大，谈次每以相勖，方幸扶掖有人，或可报师意于万一，乃今遽舍我而去，泰颓梁萎，使余何依乎，言念及此，不禁涕泗滂沱也。”“十四日清晨，先生去世时，除先生家人之外，我与同门李恭（行之）也在旁。先生目已瞑，而唇微开，像有什么话还没说完。先生生平，为革命奔走呼吁，为讲学舌敝唇焦，已完成了一个大贤大哲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使命，还有什么话要说呢？这时，家人忙乱悲痛，我代为整理床头杂乱衣物，李恭则跪在床前，口念‘阿弥陀佛’，并以手托先生下颌，使唇吻渐合。”
6月16日，汤炳正代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学员在追悼会上介绍乃师生平与学术。为什么要选他上台发言？汤炳正后来在自传中说，“开会前诸祖耿找到我说，请你以学生身份去讲几句话，因为‘章先生活着时很赏识你，所以才来找你去谈’”。翌日，《大公报》头版刊发《汤炳正述章氏讲学精神》专稿。
抗战爆发，同门星散。汤炳正一直以继承绝学为己任，首先提出文字是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反对所谓“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说法。此论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故章夫人晚年有“卅年桑海几侵寻，朴学薪传喜有人”诗句赠予这位门生。
关于汤炳正小学方面的贡献，力之有云：“景麟先生对现代的文字与语言关系这一研究领域所作出之重要贡献有二：就传统语言文字学言，是对‘因声求义’说完善之补充；就现代语言文字学言，是正以‘语言学眼光’观文字起源之失。而这两方面，乃文字与语言关系中之尤巨者。不仅如此，景麟先生的研究，甚具方法论之意义——合观《〈说文〉歧读考源》与《原‘名’》《语言起源之商榷》，思过半矣。”
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
汤炳正曾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1937年7月，他从苏州返荣成探亲，不虞被困故乡达六年之久。一次，前线葬埋抗日阵亡将士于文登县的柘阳山，他送挽联：“今朝雄志吞桑岛，终古英魂壮柘阳。”把宣传抗战救国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故乡时，汤炳正撰成《五胡十六国纪年史》《史通校笺》《古音学管见》三部书稿。并云：“章先生平生仰慕顾炎武之为人为学。而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尤恪守不移。这与乾嘉学派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迥然不同。我在抗日战争中，对先生的经世思想与民族意识，理解渐深。我的《五胡十六国纪年史》即由此而作。”又在《古音学管见》扉页写道：“我离开沦陷区后，我的妻子慕惠贞，为保存此书，又怕被敌人搜查发现，惹出祸事，乃剪去此处书名和人名，并把书藏在烟囱旁边的墙缝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把此书带到四川。”
汤炳正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始于抗战后期。此时由于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他在思想情感上与爱国诗人屈原产生了强烈共鸣。这里面当然也有乃师太炎先生的“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的潜在作用。但汤炳正并没有想到，他当时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日后竟会使自己成为这门学科的领衔人物。
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在楚故都江陵成立，汤炳正当选为第一届会长（姜亮夫被推为名誉会长）。关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李诚概括为：“如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
说到汤炳正的民族大义，这里只说一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个别著名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先生知道后，一方面鼓励黄中模将日本学者原著译出，并撰文讨论，一方面着手筹办“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屈原研究的健康发展。
汤炳正奔走呼吁，克服重重困难，于1984年5月在四川师范学院召开屈原问题讨论会。他在给黄中模的信中说：“敝院所主办之‘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始因规模小，故邀人少（因招待所等条件限制）。不料‘请柬’发出后，引起全国学术界的连锁反应，要求参加者，络绎不绝，现已六次补邀，发出‘请柬’前后共八十多份。”又向与会者拟出：“（一）对日人的意见，应当纳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范畴之内，而决不是声讨或挞伐。（二）措词命意，都应当以学术探讨的姿态出现，摆事实，讲道理，而决不是什么批判。”“对当时国内外所吹起的那股意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不正之风，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议。”通过辩论，维护了屈原的存在与其著作权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由于汤炳正及有关学者的努力，这次讨论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有学者说：“这次大会的论文质量、讨论情况、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其他全国性屈原讨论会。”《光明日报》等三十家报刊“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讨论与报道了屈原问题论争，遂成为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注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汤炳正也因此赢得日本汉学界同人的尊重。在这件事上，他体现出章门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气概。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5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