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
作者：司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诗文。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句，语出《范增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引用“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一句，语出《稼说送张琥》。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作为北宋具有代表性的大家，苏轼的诗文学说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各家学说。其弟苏辙对兄长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留有《范增论》《晁错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名篇。在《晁错论》中，苏轼对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改革家晁错及其个人命运进行剖析，亦可从中看出其本人的政治哲学：纵使国泰民安的社会，也隐藏着诸多危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家国天下终将因灾祸而不可救。唯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
纵观苏轼一生，经历北宋五位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数度被外任、贬谪，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针砭时弊，敢为天下先。熙宁二年十二月，朝廷下旨，要求开封府减价购买四千余盏灯，苏轼上书劝谏，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衣食之计望此度日，此举无疑是“与小民争豪末”。足见他时刻将家国天下、百姓民生放于心中。
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处江湖之远，为善一方。正因为苏轼深入民间，因此知晓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与黎民百姓的生活疾苦，在执政为官时始终怀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即使在其生活困顿的贬谪时期，亦有诸多利民事迹：被贬黄州时，苏轼见此地民众贫困，有“溺婴”恶习，写信告知鄂州太守朱寿昌民间弃婴杀婴的惨状，建议朱寿昌立法惩治，并对无力养儿的穷人予以救济。献计献策之外，苏轼身体力行，在黄州成立“救儿会”，拟订章程，向富人募捐。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亦对“救儿会”有所捐助。苏轼被贬惠州时，通过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解决了驻军缺房与扰民问题。此外，他倡议筑堤建桥，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秧马”等工具。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苏轼有感于当地人蒙昧落后，从思想上开导他们，“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作为传统士大夫，苏轼秉持着入世思想，治国治乱不为空言，却对仕宦生涯超脱看待。其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亦是自身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游于物之外的超脱，才使苏轼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苏轼始终未将仕宦、名利视为人生根本，早年凤翔通判任上，苏轼便作《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认为“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晚年被贬岭海，他作“芒鞋不踏利名场”，否定入世是为了功名富贵。其豁达、乐天、超脱的人生态度，对今人依旧有借鉴与参考价值。面临困境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诗人，有着“无所往而不乐”的境界，超越出处生死，宏大广博、率意而为。
苏轼其人，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历来为后世文人学者所敬仰，以至于“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早在南宋，苏学便成为一门显学，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清两代，苏轼诗文选本更是大量涌现，足见后人的重视与敬仰。
先贤已远，苏轼其人其言看似已与现代社会疏离，但其思想吸收了历代先贤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在内容特质、时代价值方面，还是在国际影响方面，都彰显了独特的魅力。新千年伊始，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公元一千年时代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轼著作的多次引用，更加彰显了苏轼政治思想、文化内涵、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的重新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我们应当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19日 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