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小康”一词的来源有过清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礼记译解》，中华书局出版。资料图片
《礼运》是《礼记》中的名篇。《礼记》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相传由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定。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称作《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部分遗失或失传；戴圣选编四十九篇又称《小戴礼记》，即现在广为流传的《礼记》。东汉末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即《礼记注》。唐代孔颖达为之作疏，即《礼记正义》。这些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研究学习《礼记》的重要途径。
《礼记》是解释各种“礼”背后的道理的一部著作。“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是中国人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为中国构建有序的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礼文化源远流长，古有祭祀祖先、神灵的祭礼，有行军、宴饮、丧事等礼仪，有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礼节，象征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礼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经之法，是成就“道德仁义”的主要门径，是教育民众、端正风俗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这种基因和需求至今仍然绵绵不绝。
《礼记》四十九篇九万多字，涉及范围广，内容繁多，其中《礼运》记载“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旋转之道”。所谓“礼运”，即礼之运行流变。《礼运》篇既讲到了大同小康乱世的演变，又描绘了从桧巢营窟生活到宫室台榭生活的演变，对华夏礼学的源流及礼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是一篇重要的儒家思想文献。《礼运·大同》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小康”“大同”思想，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大同的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小康的特点是“礼义以为纪”“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大同”是和谐社会的最高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告诫全党始终以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为己任。这种大国胸怀，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之时，依然时刻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始终怀揣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
自《礼记》成书以来，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礼记》有极高的溢美之词。清儒皮锡瑞称赞《礼记》：“学术治术无所不包。”梁启超说：“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最要者实为两《礼记》。”“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说，《礼记》“读之，既可知孔门之经义，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实为可贵”。《礼记》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影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时，曾经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名言作出自己的阐释：“让我们给《礼记》这本历史古书的文字赋予新的意义：当大家走伟大的道路时，世界所有的人都将是平等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礼运》里美好的家国理想，在新时代更能激励各族人民不断改变现状，奋力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9日 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