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1月20日，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这场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不断增加的军事行动，让本已复杂的中东局势更显混乱。
中东是世界上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冷战期间曾先后爆发过5次中东战争，此外还有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是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本脆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种次生性矛盾相继迸发，由此导致中东冲突与战争层出不穷，并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中东要想走上和平与发展道路，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新出路。
在叙利亚阿勒颇，一位老人坐在屋顶望着已成废墟的老市场。战争让繁荣的老市场化成残垣断壁。新华社发
透视四种类型战争
当前，有四种类型的战争正深刻影响中东地区格局。
第一，教派冲突导致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内战。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主权国家意识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尤其沙特与伊朗地区影响力凸显，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教派构成复杂，有人说，共有47个种族和教派。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该国教派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什叶派背景的巴沙尔政府得到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力挺；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由此使叙利亚危机日趋演变为持续数年的血腥内战。截至去年底，在叙利亚肆虐的“伊斯兰国”被完全击溃，持续数年的叙利亚内战首次出现明显降温态势。不过，因外部势力竞相插手，且各方立场和诉求各异，叙利亚危机看似缓解，实则新一轮博弈才刚刚开始。
第二，争夺地区领导权的也门战争。中东地区国家林立，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沙特是世界最大产油国，同时是“两大圣寺监护者”，加之有沙美特殊关系做后盾，沙特在中东的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凭借“福利换稳定”，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沙特将“遏制伊朗”及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核心目标。也门战争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2011年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后，因新总统哈迪控局能力有限，原来盘踞在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乘机南下，2015年年初占领首都萨那，此后继续向南。沙特将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扩张，视同伊朗势力扩张。2015年3月26日，沙特直接出兵也门，军事打击胡塞武装。截至去年年底，也门战事仍是胶着状态。胡塞武装频频越境袭击沙特的村庄和城市，还多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导弹，令沙特朝野震惊。目前也门战场仍在拉锯，前景充满变数。
在伊朗德黑兰，工人在中伊合资的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下属轨道车辆组装厂内组装车辆。德黑兰5条地铁线全部由中国公司承建。新华社发
第三，恐怖主义导致的反恐战争。中东是极端恐怖势力高发地带。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基地”组织原本已经元气大伤，但借这场地区危机渐渐东山再起。2014年6月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谋求封疆裂土，建立“哈里发国”，成为中东极端恐怖势力的新领头羊。中东极端恐怖势力肆虐，尤其是“伊斯兰国”兴起，使恐怖与反恐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美国、俄罗斯、沙特分别牵头组建了自己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全面围剿，“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均遭受重挫。去年11月21日，伊朗与伊拉克同时宣布，“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中东反恐取得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根除，中东国家仍面临恐怖威胁，反恐战争短期不会停歇。
第四，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战争。库尔德人是人口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东第四大民族，但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一直谋求民族独立，但苦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始终难以形成气候。2011年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库尔德人独立迎来百年不遇“良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乘政府军收缩，实行高度自治，并建立了“人民保护部队”（YPG），借打击“伊斯兰国”不断发展壮大。据报道，“人民保护部队”约有4~5万人（一说1~2万人），得到美国全力支持，俨然成为一方诸侯。在伊拉克，库区政府早已高度自治，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扩大地盘，库区政府控制区扩大40%，库区武装从10万人增至40万人，库尔德独立运动增强。去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区政府强行举行独立公投，并以92%的高票获得通过。库尔德武装不断壮大，及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令两伊、叙利亚及土耳其四个“利益相关方”高度紧张。伊拉克政府一再强调公投违法，并直接出兵占领了基尔库克等库区政府控制区，使公投无疾而终。在地区国家中，土耳其反应最强烈，为防止引发连锁效应，土在公投前举行军演，还威胁要阻断库尔德人对外输送原油路径，以阻遏其独立势头；在叙利亚，土更是将政策重点从“巴沙尔下台”转向遏制库尔德武装壮大。1月20日的“橄榄枝行动”越境空袭叙境内153个库尔德武装目标，甚至轰炸了美国为库尔德运输物资的明尼格机场，随后向该地区库尔德武装发动地面进攻。从长远看，库尔德独立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这意味着反分裂战争也将继续。
在埃及布海拉省的一家水果包装厂内，工人在分装鲜橙。2017年，埃及成为中国进口鲜橙第三大来源地。新华社发
溯源三大传统矛盾
从表层看，当前中东战乱不断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极端恐怖主义；二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野造成的教派冲突；三是由民族混居与跨界民族造成的民族分离运动。不过，从深层看导致中东战乱不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中东国家内耗不止。中东地缘版图是西方殖民统治者人为制造的结果。一战爆发后，因奥斯曼帝国站到德国、奥匈帝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矢志将奥斯曼帝国肢解。1915—1916年期间，英国官员与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达成秘密协议：阿拉伯人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英国则答应战后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英国很快背信弃义，与法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秘密瓜分了阿拉伯世界。战后，英法正是依据上述秘密协定，以“委任统治”方式肢解中东地缘版图。阿拉伯民族原本有潜质成为世界性大国，却被最终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此外，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引发阿以多次爆发战争，阿拉伯统一事业因此功败垂成。
在叙利亚拉卡省西南的迪卜斯阿夫南村，孩子们在街边踢球。新华社发
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中东形成复杂均势状态。阿拉伯世界各国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唯恐局势不利于自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的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鼎盛时期，曾经武装干涉也门内政；伊拉克实力强大时，1990年曾武力吞并科威特；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影响力上升，随后便在2015年武力入侵也门。但由于这些地区强国均没有足够实力塑造战争成果，因此最终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其次，中东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民众“穷则思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东战乱不断，表面看是政治和社会领域问题，实则是发展滞后造成的。伊斯兰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贸易立国”贯穿全部历史。但在工业化时代，缺乏工业化导致中东经济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据世界银行估计，自1960—199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随着一些中东国家当权者服务对象由民众转向精英，国家权力便成为少数当权者牟利工具，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越发严重。许多穆斯林丧失了依靠自身摆脱困境的信心，陷入无助、绝望和极端情绪之中。“伊斯兰国”就是这种反全球化力量的产物和体现。
再次，外部霸权干涉导致中东“失败国家”增多，“次生性灾难”层出不穷。中东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外部大国利益争夺的主战场。加之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缺乏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中东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中东。在中东地区，外部霸权干涉已成家常便饭。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
长年战乱冲突，给中东地区带来多重负面影响。首先，中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挤占了原本用于发展和民生的开支，中东国家日趋偏离经济发展的主航道。另一方面，安全形势恶化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中东国家日趋陷入“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其次，中东弱国和小国沦为地缘博弈牺牲品，一些国家出现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阿拉伯世界“鹬蚌相争”，导致“仇快亲痛”。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频频上演“兄弟阋于墙”的场景，使自身两败俱伤，同时也使以色列和美国等异己力量从中获益。尤其去年11月特朗普同意将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使以色列腰杆更硬，巴以实现“和平”几乎不可能。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塑造有利于西方的“新中东”。尤其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西方乘机推波助澜，并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同时在叙利亚策动“代理人战争”，使叙利亚陷入持续多年的内战。从安全角度看，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就是保护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美国能源自给度提升，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动力从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低价流出”转向向中东国家兜售军火。换言之，只有中东保持战争与冲突状态，美国军火商才能大获其利。因此，当前中东陷入“可控混乱”，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实现。
寻找由乱到治新出路
事实表明，中东长期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家体系，最终结果是地缘破碎、经济依附、政局动荡，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中东要想实现浴火重生必须调整战略方向，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潜在的新出路。
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东由乱向治提供了新选择。从政治和外交上看，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欺凌，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法宝。近年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一直主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政治解决地区争端，支持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
当前，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在其他国家看来显然是个“填补真空”的好机会。但在中国看来，“权力真空”及“填补真空”等说法，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中国自觉将中国定位为中东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明确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这与西方沿袭了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客观上成为中东稳定与发展的“正能量”。
突出“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促稳定，最终目标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发展优先”，通过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发展优先”理念的政策折射。中国“发展优先”理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赢者通吃、制造新的“中心—边缘”秩序，而是倡导“正确义利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动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发展优先”和“正确义利观”理念的政策体现，也是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中国的“发展优先”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处在世界商业路线和新的世界商业中心的地区，才可能成为资本投资的热土。曾几何时，伊斯兰世界因雄踞东西方贸易陆路通道，经济高度繁荣。随着近代美洲大陆的发现，世界经济中心日趋从陆路转向海路，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伊斯兰世界不再是新的商业路线必经之地，也不是世界商业中心，失去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后，伊斯兰世界经济日趋边缘化。换言之，伊斯兰世界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具有很强的正比例关系。而“一带一路”实际是重启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无论陆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路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东都是必经之地。这使伊斯兰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尤其当前，中东正处在冲突与动荡不断、各种矛盾迸发的困难时期，武力反恐、政体改革等举措都是“扬汤止沸”，唯有加快经济发展才是固本强基之举。习主席2016年1月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说得非常清楚：“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东国家意愿，有助于构建和谐与稳定的“新中东”。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12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