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乘旦，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关键时刻》的专栏文章，文章的论点是：历史是由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时刻造成的，这些就是人类历史上“星光灿烂的时刻”。为提供论证，文章向读者推荐斯蒂芬·茨威格在1927年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并引用其中茨威格的说法，说历史是在“千年的链条中添加一环又一环”，偶尔会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出现在世界上”，是这些时刻“决定了数十乃至数百年的时间……瞬间就决定一切：‘做’或者‘不做’、‘做早了’或者‘做晚了’，正是这些瞬间造成不可逆转之势并延续一代又一代”。
无疑，这是一种“历史偶发论”。这种历史观在18、19世纪曾经很流行，当时的西方人相信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组成的，即所谓“人类群星闪耀时”。不过，这样一种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很少有人相信了。尼尔·弗格森——当今欧美最走红的历史学家，如果当真如此看待历史，那是有一点让人惊讶的——那就相当于把二战乃至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变化全都放在脑后，相当于回到了托马斯·卡莱尔的时代。
不过，更让人迷惑的还在下面，弗格森继续写道：“决定历史的时刻其魅力之所在，部分取决于茨威格所选的例子，其中三个是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1917年列宁返回俄国。其他例子没有那么显著，但仍旧在地理发现和经济历史上十分重要：巴尔博亚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约翰·苏特尔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斯科特和阿蒙德森为抵达南极而殊死赛跑。”
茨威格的书中写了12个故事，其中3个确实是“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其他就比较一般，比如歌德和他的女朋友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时突然被赦免，威尔逊总统理想主义破灭，以及上文引述的几个例子，等等。茨威格是文学家，他写的是小说，写小说不等于写历史；尽管茨威格声称他尽可能真实地写作，但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毕竟不同。然而历史学家弗格森仍然把茨威格的故事拿出来为自己背书，那就有一点走样了。
关于那3个“政治史上著名的事件”，他是这样写的：“按茨威格的说法，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奥斯曼那位年轻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无情谋划的结果；但该城防卫之崩溃，则因为一座不起眼的小门凯尔科门，在无意中没有关上而造成。拿破仑最终失败，是格鲁絮元帅迟疑不决的结果，他死守成命，紧跟在普鲁士第三军团后面，而不是在炮声隆隆、战事告急的关键时刻奔向战场。‘格鲁絮思考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以及世界的命运。’列宁回俄国，是一次更严重的误判的结果：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只会摧毁沙俄帝国，然而在1918年11月德国也被工兵委员会控制了……”
在缺少一般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眼里，这些叙述显然很有戏剧性，人们读后会立刻联想：“假如当时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会……”我想这就是弗格森的动机——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不过在专业历史学家们眼里，这种小说中的情节即便不完全虚构，也不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学家都知道：1453年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陷落时，拜占庭帝国领土几乎只剩下这座孤城了，城市被围得水泄不通，即使凯尔科门紧锁不开，君士坦丁堡仍然是要陷落的；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是因为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了，拿破仑投入战场的最后军队，连未成年的十几岁娃娃兵都上阵了；德国人帮助列宁回国，固然有从内部瓦解沙俄帝国的考虑，但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内外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列宁回到俄国也没有用。这些都是普通的历史知识，作为历史学家的弗格森——出版过《西方的衰落》《文明》《帝国》等一大批鸿篇巨著的当红历史学家，应该对此深谙熟知。然而，弗格森却选择20世纪初一位奥地利文学家的故事集为他的文章做注脚，令人惊诧不已。
不过这反映着当今学术界一个通病，也是世界性的通病。《文汇学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德莱茨纳的新著《思想产业》，其中关于弗格森写道：凭借《西方的衰落》走红的历史学家弗格森是德莱茨纳所谓思想产业链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都是为了钱”。一边是学界的看法，一边是一小时7.5万美元的演讲费，换你是弗格森会如何选择？成名之后的弗格森拼命给思想变现，为电视系列剧写书、大价钱卖演说、在各种刊物写文章，疲惫中的他最终像其他思想领袖一样被抓现行：2012年他在《新闻周刊》发表的奥巴马的封面故事，错误和误导信息被一一曝光。但在这个品牌远比内容重要的思想领袖产业里，类似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思想领袖们继续赚钱。弗格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思想产业通过真人秀、高额演说费用和可观的图书预付版税，轮番引诱学者们，他们在重压之下往往不得不稀释专业性以追逐金钱，甚至兜售虚假的思想产品。
这就是说，用文学家的故事戏说历史，要比用封尘中的史料解释历史——或者换句话说“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德莱茨纳所谓的“思想产业链”——一个金钱世界流行的现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虚假的思想产品”？人们往往判断不了学术的优劣真伪，“品牌效应”和“名人效应”（尤其是“洋品牌”和“洋名人”）时常支配着人们的判断力。在中国，“追风”和“权威者云”也是学术的常见弊端。最近几十年，盲目崇拜国外的所谓学术权威和理论范式尤为值得注意。进而，也就引出了本篇文章的主题：检验学术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检验学术、判断学术、衡量学术、评价学术？我的回答是：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学术当然有诸多标准，比如规范与否、文字好坏、逻辑如何、论证怎样，等等；但这些只属于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符合第一层次的基本标准。现在学术界有一个通病，就是脱离事实，凭空想象，从推理到推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殊不知，逻辑的正确不意味着事实的正确，一旦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如此通病不仅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弗格森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同样现象不仅在历史学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有，甚至在自然科学也会有。一段时间以来，种种学说盛行于中国，而中国学术界却很少用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所谓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就是将各种学说放在事实中加以检验，经得起检验的才是正确的；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就应该抛弃。
对种种流行理论加以事实的检验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可能符合西方的事实，比如“后工业社会”，因为西方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这种理论对中国不合适，因为中国仍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一些尚未得到事实的检验或者与现实情况不符，在现阶段仍只是理论假设，比如“欧盟超越民族国家”论，它与近几年欧盟的走向并不相符。有一些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在现实中行不通，甚至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比如“多元文化主义”，虽说其理念很好，付诸实践就行不通。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欺人之谈，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模式，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民族国家过时论”，以及近几年突然盛行的“帝国研究”热。
以事实作为检验学术的标准，我们的学术就能做到不盲从、不跟风；中国学术界才能做出自己的研究，做出“原创作品”。中国学术界应达成共识：学术研究来源于事实、植根于事实、服务于事实，最终又接受事实的检验。判断一项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书本，而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事实；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水平，不在于它引用了多少文章，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事实。真正伟大的学术成果都是在事实的启示下深刻认识了事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过程中出现的。以西方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解决重商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凯恩斯批评亚当·斯密，是因为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衡；而当凯恩斯主义面对庞大的公共开支和停滞的经济指标一筹莫展时，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些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在各自的时代符合那个时代的事实、并能够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一旦出现新的事实需要新的解释时，新的理论就取而代之。离开事实，既无所谓理论、更无所谓创新。正因如此，中国学术应该将各种理论放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16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