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亚欣：
用医者仁心让百姓更有幸福感
我是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心内科医生，也是2018年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一条医者仁心的奋斗之路见证了我的成长。如果说医院是体味人间百态、世间冷暖的地方，那么执业医师就是最冷静的旁观者。我时常思考，医生更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当事人，应该利用自身所学，将现代医疗技术发挥到最大限度，尽可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
在我工作的阜外医院高血压病房，有一个15岁的维吾尔族女孩，由于家乡医院条件所限，反复肺炎发作却查不出病因，一家人辗转20多个小时来到北京，经过我和同事们认真细致的检查，确诊为大动脉炎。筛查病史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病在年轻女孩中比较常见，但当地医疗技术条件无法满足定期复查的要求，女孩和家人只能在北京和新疆两地奔波。6000多公里的往返路程，加上巨大花销，看着女孩疲惫的眼神，那一刻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能够把自己掌握的医疗技术带到当地，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他们奔波的辛苦。
机缘巧合，在维吾尔族女孩治疗结束回疆没有多久，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派驻了一批援疆干部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毫不犹豫，我报名参加了。2014年，我带着我掌握的治疗心血管病的技术来到了新疆，立即联系那个维吾尔族女孩做了回访，并帮助她安排了我援疆挂职的兵团医院进行定期复查。从那天起，女孩可以在离家乡最近的地方就医，再也不用为复查千里奔波。
援疆期间，除了兵团医院日常门诊，我还参与了外出义诊的工作。新疆地域辽阔，各个乡、镇、村相隔很远。有时候外出义诊，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一天多。进过山，走过戈壁滩，遇到过“眼见风来沙旋移”的漫天黄沙……一路行进在边疆，我切身体会到这里群众日常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下乡的时候，乡镇卫生所的条件比我想象的更艰苦。一间房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竖立在墙边装满简单医疗用品的柜子，几乎就是一些偏远地区卫生所的全部配置。但是当听到北京的医生前来义诊，卫生所周围几乎挤满了前来寻诊的群众，大家安静排着队。条件差，但是看病的人却很多。当我一个人面对这茫茫的人群，内心不免焦虑：“我一个人可以扎根在这里，可是，如果我走了呢？”为此，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掌握的技术留在这片土地上。
为提高当地医院心血管病筛查的技术水平，我牵头启动了兵团医院心血管分子实验室建设。这项用于检测遗传性高血压的常规技术在一线城市医院中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兵团医院，却还是一项空白。心血管分子实验室建成后，将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的基础检验结果，对遗传性高血压病因分析具有决定作用。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也时常牵挂曾经参与建设的心血管分子实验室，时不时会打电话“查岗”，兵团医院的同事也会高兴地在电话里回答我：“虽然实验室仍然是起步阶段，但是一切都很顺利，希望你能回来看看，亲眼看看它的好。”
如果说建立心血管分子实验室是一项不动的“成果”，那在临床医学和科研方面培养新生力量就是我自己积累的一项“流动”的财富。用自己的医疗技术接诊病人，治愈患者是我的本职，但如果能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兵团医院的医生，提升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这种“传帮带”才更有价值。我和兵团一位住院医师结成了“传帮带”对子。一年的时间，她学到了很多临床经验，在科研方面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回到北京以后，她也时常通过电话、微信跟我探讨一些问题。不久前我接到她的消息，她如愿以偿考上了高血压病方向的研究生。在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的努力下，也逐渐建立了为当地培养科研技术人才、两地科研人员进修互访的工作机制。
援疆工作结束回到北京，我到重症监护科开启了一段新的工作历程。相比之前的心内科室工作，重症监护更为忙碌和辛苦。24小时手机待机，微信群关注和讨论患者病例，继续深入科研课题的工作，为学生讲授知识……忙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却比以往更加坦然和从容。因为收获大于付出，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感觉到收获带来的幸福感。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觉得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未来的路上，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将更加注重“医、教、研”的结合，从科普开始，致力于疾病防治。我也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而通过教学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服务于临床，服务于病人，把健康事业做得更好更大。在奋斗这条路上，我会秉承这样的信念，做一个好医生，当一个好老师，做好一个临床科研人员。
（光明日报记者董城 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01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