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有了总体性认识，用考古资料明确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从多元到一体的路线。5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此项工程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中非常重要的空白。
2016年12月航拍的河南新砦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新华社发
明确“多元一体”的发展路线
距今6000年前，在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比如，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现了高等级大墓和小型墓葬共存、分区埋葬的现象。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留根说：“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发现多件石钺、石锛等仪仗武器，显示墓主人生前拥有非凡的权威。”可见近6000年前苏州地区已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尊卑贵贱。
从距今5000年至距今3800年左右，各地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步入了文明。赵辉总结说：“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与传说中所描述的‘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作‘古国时代’。”
二里头遗址女考古技工王丛苗在洛阳偃师二里头考古队展示一件修复后的文物。新华社发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条长达2000米、最宽约30米、最深至6米的大型环绕壕沟遗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最大壕沟遗迹之一。初步估算，这一工程仅土方总量就达十几万立方米。凌家滩考古项目主持人吴卫红认为：“这说明当时社会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而且已具备一定的权力号召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即具备行政管理能力。”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可能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300年前后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主持良渚遗址发掘研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感慨万端：“尽管辉煌的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景象仿佛历历在目：以宫殿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5平方公里，水利系统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一个5000年前何等辉煌的古代王国。”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新华社发
考古学者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心区的“井”字形道路网，大路最宽处20米左右，相当于现代公路的四车道；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就是发端于此，一脉相承延续了300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室二里头队队长、研究员许宏说：“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通过艰苦的研究，研究项目组在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路线的同时，也注意到各地区的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融会，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资料图片
探清“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表现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各种文明间的联系、交流，而且表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借鉴与发展上。
由于处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探源工程这十来年的最新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
通过研究，项目组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特点鲜明、铸造加工技术先进、器物种类多元化和器物形状复杂化的青铜产业。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采矿、冶炼和铸造相分离的生产链，铜和锡等合金元素也形成了各自单独的供应源，系统的青铜器铸造工序在王权控制之下得以完成。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发现了专门的青铜礼器作坊。而夏商王朝对周围文明最重要的影响，就在于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播。远离中原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就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分布可见一斑。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资料图片
“这种外来文明的引入、提升，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能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互相借鉴、兼收并蓄的能力。”赵辉说。
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针对中国古代资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有关文明或国家的标准。“这是对世界文明史多样性研究的重大贡献。”王巍说。
项目组认为，文明形成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生，并提出了判断东方世界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
一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良渚、陶寺、石峁等这些地方文明都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生产力。
二是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比如有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通过建筑规模大小、丧葬形式区别等而体现的等级制。
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居民不再以血缘、氏族方式组成，而是按照行业、功能组织，当然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不再平等、平均。
四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出现大型建筑。同时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的现象不时出现。这些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王权。
赵辉说，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金铜冶金技术，是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而我们得出的结论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这种差别，恰好是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探源工程16年的工作成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空白。”赵辉说。
【背景链接】
为什么要开展“文明探源工程”
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然而关于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是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五千年”长期被学界质疑，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尽管这在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为什么要以国家工程形式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
由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远未得到较为系统的认识。正是为了改变迄今为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为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提供坚实的研究论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正式启动。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30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