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提出“八大行动”为构建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了路径。本次中非合作论坛是自论坛成立以来的第三届峰会，引起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非洲各国更是对于峰会成果的落实充满期待。中非合作论坛之所以受欢迎和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三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是中非合作论坛本身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尽管人们提及更多的是论坛自成立以来对推动中非合作发展的作用，但这更多是可见成果——比如在过去18年间，中非双边贸易额增长17倍，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达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从几乎为0提升到了400亿美元。
不过，中非合作论坛更为重要的属性，在于世界上其他对非合作机制所无法比拟的战略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环顾全球各大对非合作机制，能在长达近20年时间里维持定期召开本身就实属不易。例如，欧非峰会在2000年首次召开后，间隔7年才于2007年召开第二届，而且中断过一届；最近一届的“韩国—非洲论坛”推迟了至少两年——韩国原计划于2014年5月召开，但实际上2016年12月才召开；最近一届的“印度—非洲峰会”“土耳其—非洲峰会”均推迟一年多召开；美国与非洲尽管有很多合作机制，但美非峰会于2014年召开过一届之后，便再无下文。相比之下，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功举办以来，始终保持每三年一届的节奏推进，在两届论坛之间还有各种高官会、外长会、后续落实协调会等。正是这一高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中非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战略与政策环境。
第二个法宝是中国为非洲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替代性路径。就中非关系而言，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60年代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替代性路径。毛主席、周总理之所以与恩克努玛、卡翁达、尼雷尔等非洲开国总统的深厚友谊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根源正在于此。这一历史性联系也是中非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今天，中国又一次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替代性路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轨迹“大逆转”。40年前，非洲总体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在40年之后，中国总体发展水平远超非洲并且差距越来越大。正是这一“大逆转”，印证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三个法宝是非洲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以非洲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定位、制度属性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不会因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发生任何改变，也不会因为国际风云的变幻出现丝毫动摇。
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地区，可以说，非洲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因此，非洲的战略地位和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将矢志不渝地加强团结合作，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结伴前行。”
上述三个法宝既是中非合作论坛过去18年来成功的保障，也是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非合作也正步入新的时期。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关键在于如何继续利用上述“三个法宝”，既真心实意地为非洲提供全新选择，又切实认识到非洲于中国的战略意义。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0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