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抗战史诗 扬民族精神
——评现代豫剧《黄河绝唱》
作者：穆海亮（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光未然，一个在20世纪中国文坛熠熠生辉的名字；《黄河大合唱》，一部传遍大江南北、激励着几代中国人奋勇前行的组歌。日前，由湖北省老河口市豫剧团推出的现代豫剧《黄河绝唱》（陈涌泉编剧，张俊杰导演），首次将光未然的光辉形象搬上戏剧舞台。演出结束时，当盛红林饰演的光未然雕塑般地屹立于长安大戏院的舞台，《保卫黄河》的铿锵旋律再次响起，台上台下齐声歌唱，整个剧场为之沸腾。剧场中的我，既为剧中人物的伟大业绩与崇高精神而感动，也对艺术家的杰出创作与文化担当油然而生敬意。而《黄河绝唱》带给我的最大触动，是其以气势恢宏的史诗风格，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豫剧《黄河绝唱》剧照
光未然集著作等身的诗人和剧作家、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卓越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于一身，俨然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一座丰碑。陈涌泉巧妙地选取了最能体现光未然光辉业绩的一段生命轨迹，即与冼星海珠联璧合创作《黄河大合唱》，以此为切入点，正面揭示其革命功绩与文化理想。该剧在具体的结构布局方面，规避人们习见常闻的“戏剧化”范式，并非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地呈现一个完整曲折的行动，而是依次展示抗战中的光未然几个动人的生命片段：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拓荒剧团，结识冼星海参加救亡运动，重返武汉组织抗敌演剧三队，带领演剧队历经艰辛抵达黄河渡口，最终在撼人心魄的渡河场面之后，留下了彪炳史册的黄河组曲。
这样的结构安排，就呈现出史诗化的艺术倾向，乍看似乎“形散”，其实恰恰彰显着剧作家匠心独运、有味无痕的奇思妙笔。一方面，剧作形散而神未散，仍然实现了内在的艺术整一性；另一方面，由创作黄河组曲这一典型事件，以点带面地辐射出整个抗战文艺战线的辉煌历史。剧末唱响《保卫黄河》，实现了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的合而为一，全剧到此戛然而止，干净利落又余音绕梁。由此往前回溯就不难看出，此前的任何一场戏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这一高潮的到来：光未然与冼星海的惺惺相惜是组曲创作的前提，黄河渡口高亢的船工号子、与风浪搏击的壮观场面为创作带来直接的情感触动；更重要的是，《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旷世杰作，绝不是光未然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也不单单是源于对母亲河的深沉眷恋，而是光未然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时耳闻目睹的点点血泪、累累伤痕，在演剧队经历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为其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储备、生命体验和艺术积淀，这才是最终谱写这一生命旋律和灵魂绝唱的真正源泉。因此，该剧在叙述黄河组歌的创作历程时，就自然而然地将光未然的生命历程一一呈现于舞台，并通过光未然以笔为枪的个人创作，折射出整个演剧队抗敌宣传的集体经历，进而凝结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诗篇。
史诗化的结构方式，为多维立体地刻画光未然的性格提供了艺术的便利，也为表现光未然那些志同道合、同仇敌忾的战友构建起合理的平台。目睹日寇暴行的义愤填膺，救助难民的无私真诚，对阿英、小燕子的关怀备至，面对同志牺牲的彻骨痛心，尤其是与八年未见的老母亲短暂相聚再别离的灵魂撕裂，这些丰富的细节穿插于对故事主干的叙述中，使得光未然不单单是文思泉涌的文坛巨匠和视死如归的爱国志士，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战友、体贴慈祥的兄长，以及因忠孝难以两全而对双亲饱含愧疚的儿子。剧中两个核心唱段，具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和舞台表现力。别母那场戏，光未然一个跪步一声娘，催人泪下；徐士津殉国后那长歌当哭的红绸舞，以红绸的扭动、撕扯、托举象征烈士的流血牺牲和不屈的精神，也十分传神地烘托出光未然痛失战友的满腔悲愤，以及继承烈士遗志、坚决抗战到底的信念。这样的形象就避免了戏剧舞台上革命英雄常见的概念化倾向，真实生动，血肉饱满。
在成功塑造光未然形象的基础上，该剧又以点面结合、交相辉映的格局，表现了光未然身边那群可爱可敬的人们，使光荣的演剧队从幕后走上历史的前台。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拿枪的英雄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中抗击敌寇，拿笔的战士则在前线、在敌后，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用文艺创作和演出宣传抗战，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正如戏剧大师田汉给抗敌演剧队写过的一首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做观众，看我大史剧。”文艺战士同样是保家卫国的中流砥柱。不过中国戏剧人向来谦虚而内敛，他们毫无保留地在舞台上为各行各业的仁人志士树碑立传，却恰恰很少将自身的业绩展示于人前。抗战后期的重庆剧坛曾出现过轰动一时的《戏剧春秋》，表现戏剧人创业的艰辛、精神的坚守，因其题材之稀缺而成为传世经典；而在今天，如此直接、真实、饱含深情地将演剧队的丰功伟绩、奉献牺牲乃至生命历程呈现在戏曲舞台上，以我陋见，《黄河绝唱》当为开创之作。剧作家陈涌泉告诉我，他之所以在人物表中不厌其烦地将演剧队员的姓名一一列出，就是要以手中的笔为这些人留下纪念，让今天的我们乃至我们的后辈永远铭记：曾有无数个光未然、徐士津、蒋挹霞们，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在文艺战线做出过何其卓越的贡献，付出过何其悲壮的牺牲。演剧队群像的刻画对导演的舞台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张俊杰的导演处理，与剧作本身的理想光辉、思想深度相和谐，与《黄河大合唱》慷慨激昂的风格相对接，舞台呈现大气磅礴、深沉厚重，而小燕子畅想新中国、光未然与阿英渡口夜话的场面，又给全剧增添了几丝婉约与温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群戏场面的调度满而不乱、层次鲜明，对“点睛”场次的处理创意十足。如渡河一场，将民族舞蹈巧妙地化入戏曲程式，黄河之势、渡河之险、精神之壮、意志之坚，都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具有丰富的形式美感、浓郁的民俗意蕴，乃至强烈的仪式色彩，为演剧队英雄群像筑起历史的丰碑。
《黄河绝唱》对史诗风格的营造与追求，引起了当代观众的强烈共鸣，这种与时代共振的艺术效果，体现出穿透历史、烛照当下的精神力量。光未然和演剧队身上所呈现出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一往无前的气度，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鼓舞作用，而且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13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