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林（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删述“六经”，创立了以仁礼学说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将仁义礼智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为立国的必由之路。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这绝非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经”被尊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并且渐次出现为解经而起的传笺、注疏、正义之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科目，它们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学科——“经学”。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人生理念、国家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比肩。皮锡瑞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梁启超说，宋元之后，《四书》成为全社会最基础的读物，故而成为大众“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为此，从《七略》到《隋书·经籍志》，经过漫长的探索，确定以经、史、子、集为中国文献分类的总纲，而以经部文献为万籍之冠，学者奉若圭臬，“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体系，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学领域最具区域特色。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的学术特点。可惜前人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既有的文化体系，仓促而粗暴地将最重要的经学逐出了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孔子与经学的知识精英依然在在多有。梁启超《国民必读基本书目》的第一本即是《论语》，他说：“《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六经》，“实为古书中之最见宝贵者”。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提倡国民读经教育，“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当年在清华，王国维亲自为学生讲授的课程是《尚书》《仪礼》《说文》，他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开篇即研究“六艺”的“艺林”。马一浮更声言，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足见经典之学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2001年，饶宗颐发表关于“新经学”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彰显了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举国倡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经学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在当代的大学学科目录中，经学学科依然缺位，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文科体系的迷悟，在大学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