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春

　　提起地方文献整理，不禁又想起“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句老话。

　　当今社会，工作、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飞机、高铁，手机、互联网，使得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感受有了很大变化。故家不见“乔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城市风貌大同小异，语言、饮食、服饰之类好像也渐趋近似。唐诗中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如今，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关于国家、关于世界乃至关于宇宙的知识，对故乡的历史文化却往往知之甚少。能够唤醒人们对于“故家”“旧邦”情感的，除了恒久不改的山峦河流，可能就要数永远打着故乡烙印的地方文献了。

　　地方文献，或是当地人的著述，或是外地人写的与此地相关的作品。这些文献经受风雨洗礼、经过岁月沉淀，总是浸润着此乡此土的气韵，总能让此地的人们生发出“我从这里来”的慨叹，有时还能激发起“我向何处去”的思索。

　　近些年，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启动了地方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有省一级的，像《新疆文库》《江苏文库》《湖湘文库》；有市县一级的，像《广州大典》《衢州文献继承》《义乌丛书》。新近问世的《遵义丛书》，就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应运而生。210册的规模，集遵义历代著述之大成，寄托当地人的乡愁，也为世人了解遵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源。

　　遵义的酒举世闻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遵义会议”更是广为人知，但这远不是遵义的全部。从《遵义丛书》中看到的遵义，无疑更加立体和生动。原来，早在汉代，遵义的先贤就有著作传世。原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三位清代知名学者，不仅都是遵义人，而且都来自那个名为“沙滩”的村落。遵义是中国的一部分，遵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理出版遵义的历史典籍，可以说是留住了遵义的文脉，也使得中华文化宝库更为充实丰富。如果各地都尽心尽力编纂地方文献，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那么集中华典籍文献之大成的“新《四库全书》”就具备了雏形。

　　地方文献，根植于乡土，记录着故乡事，满载着故乡情。地方文献的价值与影响不只局限于一时一地，它会融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脉络之中，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04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