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

　　作者：涂端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比较与对外交流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编者按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让我们看到教育对外开放已成为“进行伟大斗争”的前沿阵地，需要同西方意识形态、逆全球化、人为的各种限制和偏见做斗争。本文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背景、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战略部署使教育对外开放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对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教育对外开放需要拓展合作纵深，从而提高“抗震”“抗压”能力，有效引领全球教育治理变革，确保教育交流“不断流”。这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文化节。宋超摄/光明图片

　　1.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挑战

　　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性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基本渠道，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是塑造全球教育治理格局进而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深层力量。

　　然而，面对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革命性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转型面临诸多挑战。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进程中，随着一些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种族优越论、文明优越论不断被超越，长期以来的傲慢不断被中国发展的成就所消解，西方社会内心不安全感、焦虑感和挫败感在增加，加之民粹主义在西方泛滥，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在一些敌对势力的蛊惑下，西方社会对我国的偏见不时被放大，一些偏见还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经济侵略威胁美国及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报告诬称中国利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充当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在全美各地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伴随这些“中国威胁论”的是对教育交流合作的各种限制，包括缩短我国公民签证有效期，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拖延中国留学生签证申请，实行留学、访学学科专业限制，关闭孔子学院等。

　　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发布留学预警，充分说明教育对外开放从来就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进行伟大斗争”的前沿阵地，需要跨越不同文明的沟壑，同西方意识形态、逆全球化、人为的各种限制和偏见做斗争。而在斗争中要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就要增强打破僵局、识破骗局、化解危局、破解搅局的能力，就必须实现教育对外开放转型，打造教育对外开放在空间布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纵深。

　　2.教育对外开放必须转型

　　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巩固和扩大国际“朋友圈”，维护和延长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做出一系列重要转变来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新部署，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催生新作为，开辟事业新格局。

　　一是使命担当的转变。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教育对外开放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征。建设好“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基础工程。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最大亮点的中外人文交流已成为中国“民间外交”最重要的舞台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是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后，面对改革开放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教育对外开放的使命担当由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向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

　　二是角色定位的转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的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转为“并跑”甚至“领跑”。近年来，我国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不断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如牵头制定了《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我国正从国际教育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制定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从“学习适应”向“推进变革”转变。

　　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宽进宽出”、粗放式的规模扩张已制约教育对外开放中的生源、师资、投入等要素结构的优化，影响教育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的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迫切需要由注重规模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特点与需求，设计不同类型的开放交流路径，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推动开放交流内容的精准化、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交流过程的机制化、交流成果的品牌化。

　　四是工作重点的转变。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教育舞台的中心，中国的教育发展经验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借鉴。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近年来英国引进上海数学教材，购买上海数学教师教学服务；俄罗斯用中国专家、中国标准对本国大学专业进行评估等。教育对外开放在工作重点上正由助推国内教育治理向统筹国内与全球教育治理转变，由单向学习借鉴向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转变。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提供中国的教育发展标准和方案，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制制定，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将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

　　3.拓展交流合作纵深

　　教育是强国之基。40年前率先从教育领域起步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当前的教育对外开放能否成功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中国能否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由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面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唯有拓展合作纵深，增强应变能力，才能完成好转型。

　　一是教育对外开放要在全球和区域布局上向纵深发展。完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内的教育布局。加强与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度等现有九大高级别机制国家和地区地方政府交流合作，带动教育交流合作的重心下移，提高民心相通的覆盖面和深入度。完善教育、科研组织机构全球布局。随着世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新兴、前沿和交叉学科的生长和发展更加依赖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知识生产。大力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与海外相关机构合作设立海外科教基地、海外创新基地，形成挖掘全球创新潜力，遍布全球的科研和人才培养网络。完善教育援助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半遭受过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剥削和压制，很多国家至今无法摆脱贫困、饥饿、动乱的困扰。随着教育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受援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继续推进“南南合作”教育援助的同时，应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教育援助力度。

　　在区域布局上重点围绕雄安新区、海南国际教育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的教育对外开放，打造区域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区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为支点，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以点带面提升中西部和沿边地区的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区域教育开放合作纵深，打破“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区域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二是在国际人才培养和输送上向纵深发展。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大批既熟悉教育的基本情况，又了解对外开放的国际形势、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人才的短缺尤其是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国际职员代表比例不足，中高级职员缺乏，已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软肋”，制约了我国软实力的发挥。要扭转这种局面，教育对外开放必须着眼于人、着力于人，加快培养“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五类国际战略急需人才，加大输送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力度，建立与国际组织衔接的人才培养、输送机制，为提升我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职员代表比例以及建设新型国际组织，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组织的主导权的垄断提供人才支撑。

　　三是在对象国民众对华心理建设上向纵深发展。将对象国民众心理建设整合入国家形象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去，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针对青年、学者等关键人群，智库、主流媒体等关键机构和团体的社会心理有的放矢地开展交流工作。加大民间交流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让教育和人文交流更加走心、入心、安心，积极培育民间教育外交力量，夯实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民心基础。在交流对象国政府出现重大政策调整甚至双方政府因重大摩擦无法正常对话时，发挥民间教育外交“为政府所不能为、不便为”的功能，确保教育交流不“断流”。

　　四是在教育对外开放与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的关系上向纵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关系。教育深刻影响民众对国家关系的基本认知，塑造着国家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最大亮点的中外人文交流是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基石，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加强教育、外交、商务等多部门协同，积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拓展教育公共外交的空间，充分发挥教育交流在增进外国公众对我国政治体制、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基本理解中的“正能量”；充分发挥教育交流在搭建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培育国际教育产业、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软力量”。对那些与我国在政治上存在分歧，经贸关系紧张或薄弱的国家或地区，需要发挥好教育人文交流缓冲带和突破口的作用，通过与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的深度融合，维护和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