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芳 王士强（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两天之后的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作家孙犁担任这一时期《天津日报》副刊及文艺周刊的编辑。天津是华北工业重地，工厂众多，工人数量庞大，工厂文艺、工人文学自解放之初便成为天津重要的文艺现象。其中，孙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作为党报编辑，对工厂文艺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宣传、组织、引导、甄别等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他深入生活，亲自下工厂，创作了许多工厂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工人作者、工人作家起到了引领性、示范性的作用。

　　作为从解放区进城的作家，孙犁此前早已成名并且形成了自己诗化叙述的个人风格，但《天津日报》编辑的工作无疑使他与党的文艺规范之间的距离更为紧密。他在编辑岗位上进行着新的、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的写作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天津解放之后，孙犁与时俱进，《天津日报》创刊的第二天便在副刊上发表了极具导向意义的文章《谈工厂文艺》。文章颇具全局视野和历史高度：“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我们就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工厂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自己的文艺工作。”文章以街头诗、“顺口溜”为例谈其过去在农村、在战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以后在城市、在工厂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强调应注重发挥其战斗性和现实功用。其中所体现的文艺理念，不但贯穿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中。

　　作为编辑，孙犁高度重视、积极培养基层作者，阿凤、大吕、董迺相、滕洪涛、万国儒、张知行等工人作者的作品陆续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发表，一批有特色的工人作家迅速成长起来。据该时期的统计，自《天津日报》1949年1月17日创刊，至同年3月20日止，副刊共收到工人的稿件368件，占据来稿第一位。《天津日报》副刊多次召开文艺座谈会、工人作者座谈会等，倡导工厂文艺，扶持、引导工人作者创作。孙犁多次在会议上发言，他强调“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认为“掌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艰难的。什么才是现实呢？不脱离群众并能引导群众向上。”关于作品如何写得生动，他指出：“其实作品的政治性，就是它的思想性，应该像春雨落地一样，渗透在人物的全部行动里，贯彻在作品的全部情节里。政治性是通过生活形象表现出来的，它不限于讲话和演说。”这里面都体现着孙犁对于文学的深入理解，他是非常内行，熟谙和尊重艺术规律的。孙犁重视文章的功用性，在《论切实》中他强调创作应该“切切实实”，指出“对于工人作者，我们更应该强调文章的切实，反对单纯的概念和凭空的编排”，这里面同样体现着党的文艺政策与作家个人创作道路抉择之间的高度契合。

　　孙犁不但作为编辑组织、筛选文艺作品在《天津日报》发表，而且勤于笔耕、自己动手，率先垂范写下了许多新文艺作品。他在天津解放不久就写出《新生的天津》：“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传达出时代声音和时代精神。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人民的狂欢》，其中写道：“天津的工人同志多少年来在心里向往着红色的旗帜。今天他们从心里把红旗扯出来，招展在他们的厂里。”“在这狂欢的夜晚，在这样盛大的集会中，在每个人的眼前也展开一条路，为人民努力工作的宽阔的道路。”这样的积极、乐观、激情澎湃的情绪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孙犁从事编辑工作以及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

　　这一时期孙犁的文章更加“接地气”，他向生活要素材、去工厂汲取灵感，自觉地、近距离地体察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他在《略谈下厂》中说：“我们对工人的历史、对工厂的传统知道得太少，对工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也知道得太少。这些生活知识，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积累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关于工人的有深刻意义的作品。”而他自己确实也是这样实践的。1950年夏，孙犁“下厂”数月，写出了十余篇作品，陆续发表于该年7月至11月的《天津日报》。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孙犁深入工厂的认真态度。《宿舍》中，他写了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也为那些思想解放了的青年女工开始“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而欣喜。《学习》中写：“解放带给工人的种种新生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学习以接连的热潮展开了，把新的意识带到生活的最深处。”在车间，青年工人们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三五成群聚精会神地演算习题、认字、读书，“过去她们是热望着学习，而没有机会，她们提着一个空书包安慰自己，现在她们的书包里真正装满了新的文化，成为被尊敬的工人学习模范”。从这些细致的书写中可以看出孙犁与广大工人之间是休戚与共、没有隔膜的。

　　孙犁善于观察，他在《小刘庄》一文中，介绍了解放初期天津某工厂的生活状况：“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和低矮的灰土小屋，青年人上工去了，老太太们抱着小孩子在小院子里乘凉玩耍。”“黄昏，工人从纺织工厂、硫化厂、骨胶厂下工回来，佩戴着耀眼的奖牌、纪念章，研究讨论着合理化建议的事项。他们是回到家去的，从河那边顺便买了一些便宜的菜蔬，和来自内河的老船工打听着今年乡村小麦的收成和棉花的种植情形。”非常生动、具体而有生活气息。作家继续写道：“小刘庄正在修整街道和那些残破的房子，在边沿上，在清除那些野葬和浮厝，浚通那些秽水沟。这里的环境卫生还要努力改善。”“小刘庄应该有一家通俗书店，应该有一个完备的文化馆。工厂的文化娱乐，应该更密切的和工人家属教育结合起来。”政府在为改善工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努力，作家孙犁也以自己的细致观察和感同身受，为改善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孙犁是天津解放以后较早用文学之笔抒写、记录“新天津”的作家，他充满热情地描绘着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新风尚、新气象。他的这些作品是深入生活、走进工厂所见所闻的真切写照，正如孙犁本人在此后结集出版《津门小集》时所说：“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贡献给读者。”这些短文仿佛是“人物绘画”，在劳动中刻画劳动者，有真实的背景和真诚的情绪，体现了天津解放后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饱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

　　“工厂文艺”是天津解放初期的一项重要文艺活动，它表征着文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新的文艺规范建立、推广的过程。孙犁在其中的作用颇具典型性，以《天津日报》为平台，他的编辑工作和文学创作工作得到有效展开和展示，他的这些文学活动既有时代性，是时代大潮的一朵浪花，而又有一定的个体性，他在努力以文学的方式发出声音，尊重艺术规律，注重现实功用，为新的时代和社会“鼓与呼”，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情绪和“青春气息”。联系孙犁自己的创作谱系来看，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其早年的质朴清新、晚年的沉郁隽永均有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既有“变”也有“不变”，包含着丰富而独特的艺术内涵。这些，无论是对于孙犁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