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云仙（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由此可见，关键共性技术对于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关键共性技术，是指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或多个产业形成瓶颈制约作用的技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是当前我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发展关键共性技术，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关键共性技术是工业革命长波发展周期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我国不会错失历史机遇期的技术基础。比如，人工智能、5G、大数据、超级计算和区块链等关键共性技术就是当前我国完成工业化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技术保障。其次，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企业“提速增效”，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做大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推动企业“做强”而不是单纯“做大”。再次，不断更新的关键共性技术对产业发展能够形成迭代和赋能效应。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使传统的通信、新闻出版、零售、广告和医疗等产业被颠覆的同时，也对金融、教育、零售和各种服务业产生了明显的赋能效应，使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变化。最后，对市场发展具有整合效应。关键共性技术的大范围使用，有利于整合全国的市场，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差异。

　　回顾历次工业革命，英、美、德、日等国，正是通过在关键共性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相关的产业转型，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也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一是英国“个人主导，国家保护”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私人发明家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英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条例和制度，对技术专利提供法律保障，使其在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方面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二是美国“市场竞争与国家导向相结合”的模式。二战后美国建立了由企、校、科研机构、政府等构成的多元互动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政府在其中起到战略引导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如2018年10月提出《美国保持在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战略》报告。美国政府的主动有为政策，避免了私人企业的短视行为，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未雨绸缪、提前布局。三是德国“政府主导、企业研发、社会保障”的经验。德国政府非常注重发展“双元”教育体系，重视社会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鼓励私人和企业进行技术攻关，使德国在19世纪抓住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机会，铸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和综合实力，直至今天仍在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四是日本“国家主导，企业钻研”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制定科技立国战略，并通过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20世纪90年代，日本又突出“IT立国”，进入由科技模仿向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变，日本企业潜心研究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并在这些领域成为引领者。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和提升。在促进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要形成合力，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政府要在战略和政策上把握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布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成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特别需要重视基础技术和原创技术的研发。与此同时，在创新基础上，要结合我国实际形成自己的技术应用体系，以发挥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综合转化效应。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8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