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小康（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成为所有学科共同承担的时代使命，心理学也应积极拓展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着力点与关注面，更为全面有效地助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当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对健康中国建设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心理学更应及时发挥其多面手角色，全面参与健康治理，助力疫情防控。

　　心理学发挥健康助推作用不能只关注“心理病人”与“心理健康”

　　一提到心理学，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心理健康。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促进心理健康”，其工作要点主要体现在针对所有人群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和针对重点人群的心理行为干预与服务上。但促进心理健康只是促进全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心理学界如果只将视野局限于此，必将导致学科产出落后于时代需求。其实，心理学的健康助推作用，应当摆脱“以心理疾病患者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和“把心理健康作为主要结果变量”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健康不仅指整体性的身心健康，还包括超越个体健康层面的组织健康和社会健康；与之对应，健康中国建设不仅针对少数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促进或针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素质提升，还包括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所有健康影响因素的改进。其中涉及的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超越传统心理健康服务的其他心理学知识与技术的参与。

　　以健康扶贫为例加以说明。健康扶贫的工作对象，本身不是心理疾病患者，而是社会弱势群体；健康扶贫的结果变量，主要是经济学或社会学变量，如“两不愁三保障”，尤其是基本医疗保障。表面上看，这些都与心理学无关，但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却离不开心理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工作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里的“内生动力”“愚”“志”“智”等，无一不是心理学变量，它们都是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所有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初始变量和中间变量。那么，怎么提高所有社会成员对健康的“内生动力”、怎么根治特定群体在健康方面的“愚”、如何增强大众在健康方面的“志”与“智”？这无一不需要心理学深度参与。

　　再以当下的疫情防控为例。疫情防控本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其主要结果指标是医学指标，如感染率、死亡率、治愈率等。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每一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伴随着心理“疫情”，是相关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高峰时期。相较于病毒感染人群，谣言“感染”具有人群基数更大、覆盖面更广、传播速率更快的特征。如何让个体戴上“心理口罩”，提高心理免疫力，从而稳定未感染人群的心理情绪、提升其疫情防范意识、减轻其对感染者及其家属的污名化认知、提升其对各类虚假不实信息的敏感性和抵抗力等，都涉及诸多心理学内容，也是健康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

　　总之，类似上述的健康治理主题，只要抓住其中一些侧面，就会让心理学的健康助推工作迅速找到抓手，从而有效地开展工作。为此，心理学工作者必须摆脱思维定式，主动寻求更广大的服务人群和更广阔的服务空间，使心理学的健康助推工作一开始就着眼于大健康领域而不是狭义的心理健康领域，从而深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彰显新时代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价值和社会使命。

　　心理学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的可能路径

　　全方位的健康助推工作，除了已经强调得较为充分的心理健康服务之外，心理学至少还可从以下四个路径入手，提高自身对公众生活与公共政策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一是推动健康治理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结果性指标、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和政府工作性指标三大类指标，并在每个大类下对健康知识普及等15项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些指标中，许多指标都是刚性的、客观的、可明确量化的，如每万人营养指导员人数、中医医院设置治未病科室比例、婴幼儿死亡率等，其考核内容是健康领域的客观投入和客观产出。这体现了决策者对可操作性的追求，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实践证明，衡量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需要纯客观指标，还需要一些有效的社会心理指标，如健康服务获得感、医疗改革满意度等。实践中，客观投入并不必然产生对等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中还存在某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制约因素，说明某些健康政策存在社会效应不足的问题。如何加强对这些直接反映人民群众对健康中国建设满意度的社会心理指标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引入今后的指标体系，使之成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有机成分，还需要心理学家、公共管理专家和决策者的进一步探索。

　　二是降低健康政策推行的认知成本和情感成本。公共政策有时会出现“政策失灵”的情形，这往往与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过高有关。一些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过于强调专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众参与，就可能导致民众在理解这些政策时容易产生较高认知负荷和负面情绪感受，表现为看不懂复杂的表格设计与程序步骤、无法理解相关术语、不能有效唤起公众对健康建议的注意力、无法直观感受医保政策的好处与初衷等，从而降低大众对健康公共政策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甚至由此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好的政策设想无法有效落地。例如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三减三健”工作、无偿献血工作等，在宣传和推行过程中都发现存在各式各样的认知阻力与情感障碍。如何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推出更具吸引力的健康宣教形式、设计更具用户体验感的健康App与健康网站、探索更具现实说服力的政策引导策略，是认知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应着重努力的方向。

　　三是积极助推网络空间健康治理工作。健康医疗领域一直是流言的“重灾区”，网络空间中的失实健康信息正日益成为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源。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2019年十大“科学”流言榜中，就有7条流言集中在健康领域。像孕妇接种流感疫苗会影响胎儿健康、近视可以治愈等流言，或是虚构了疫苗的副作用，或是夸大了当下医学的治愈能力，两者都会塑造民众的不健康认知。在当下疫情防控过程中，更是产生了各种不实流言，在大众普遍不出门的情况下，此类流言多以网络流言形式进行流传，这更加剧了它们的传播速率和覆盖范围，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妨碍防疫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如何加强对失实健康信息的传播规律与干预策略研究，以及加强对网络空间中的涉医舆情治理研究，都需要心理学家结合大数据技术提出专业化的对策。

　　四是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目前心理学对相关事件的参与仍较多停留于事后弥补的应急性自发参与阶段，尚未形成预防为主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体系化的心理免疫机制还落后于防控此类事件的实战需求。就其工作形式而言，仍较多停留于对相关群体或个体进行个体化心理援助的传统模式，对如何促进特殊时期主流权威信息的有效传播、提高公众对医嘱行为的有效遵从、提升处理相关事件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与沟通能力等可有效化解公众情绪恐慌的政策性和过程性策略仍贡献较少。为此，应当集中心理学界力量，与公共卫生和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一道，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设计出科学的心理干预方案及具体步骤，并将之作为系统性应对预案的常态性组成部分，丰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策略与政策工具。

　　总之，面对健康中国战略这一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社会工程，心理学界应更为积极地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过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参与健康治理，从而使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与人民。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