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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宪忠（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人身权利是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也是本次民法典编纂要予以承认和保护的重点。此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在传统民法基础上，在人身权利的承认和保护的力度上，有显著的加强。其要点如下：

　　第一，在民法的定义中强调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此前的民法学说，在定义民法时采用的表达格式，是民法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本次民法典编纂改变此表达格式，定义民法为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把人身关系放置在财产关系之前。这样定义，并不是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就不重要，而是要突出我国立法者对人身权利加以特别的重视。

　　第二，民法典草案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笔者以为这是本次民法典编纂最大的亮点之一。它把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通过民法规定下来，当作民法的基本权利，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十分重大。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首先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相比较而言，民法上所说的人格权，不像宪法上的人格权那样抽象，因为民法上的自然人都是具体的，但恰恰就是这种具体主体的特征，把宪法上那种抽象的一般人格权保护落实到具体的自然人身上。这个规定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和宪法是对接的，它既体现了宪法关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借助于民法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人格权保护。

　　第三，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独立成编。这种安排是落实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更加具体地阐明了人格权的内容，突出了人格权的立法价值和现实意义，提升了本次民法立法的思想品位。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用了40多个条文，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说明立法者充分回应了大众对这些权利保护的关切，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非常显著。

　　民法典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在法典编纂完成并实施生效之后，肯定将对我国自然人权利的保护提供强大的法律支持，对此我们满怀信心。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人格权类型，对这种以列举的方式来规定人格权的方法，一些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笔者看来，从侵权与保护的角度来看，一些被类型化的人格权，其实本来就不必要清晰地予以类型化，在一些类型之间也没有必要清晰区分开。比如，生命权和健康权就是无法彻底区分的，不能说侵害了生命权就没有侵害健康权。因此，不论是在司法实践上还是在法学上，试图把这些权利类型作出清晰明确的区分意义不大。法官注意力的重点，应当是侵权行为、侵害结果、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素。

　　第四，民法典草案通过婚姻家庭编中人身关系的规定，凸显赡养权、抚养权和扶养权这些重大的人身权，落实善良家风和家庭道德规范，为每一个人的家庭幸福建立权利保障。民法上的人身权利，除了人格权还有身份权。民法上的身份权，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而这里的身份并不包括自然人的政治身份、专业技能职称等身份，而仅仅只是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身份，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因为这些身份，民事主体之间就产生了赡养权、抚养权和扶养权。法律规定这些权利，为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幸福，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第五，民法典草案关于人身权利的保护，依据科学法理，将其范围扩展到胎儿和遗体。一般情况下，胎儿没有出生，就不是民事主体，当然无法享有民事权利。但是，有些情况下胎儿在母体中时也会受到侵害。比如，孕妇遭遇车祸、被医院误诊或者吃错药导致胎儿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害，而这些损害结果等到婴儿出生以后甚至成长数年之后才被发现。有些可能对母体没有影响的损害，只能在孩子出生多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如果要求以母亲名义起诉加害人，并不合适。此次民法典草案创设“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民法典草案也为自然人亡故之后的侵权保护建立了明确的制度。这些规定完善了人身权利保护，弥补了相关的制度漏洞。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