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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深圳，一座活力激荡的城市，一片成就梦想的热土。这片土地上最具魅力和创造力的因素，是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40年砥砺奋进，写下了多少平凡而动人的精彩华章，又酝酿着怎样美好的新的“春天故事”？我们邀请企业家、外来创业者、基层干部、文化学者等代表深情讲述，抒发今朝火热情怀，描画未来美好图景。
从“深圳客”到“深圳人”，梦想在这里生根
讲述人：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剑波
2014年，我来到深圳创业，成了一名“深圳客”。我和团队考察了很多行业，发现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研发基础，而且有着广阔的应用市场和相对健全的产业配套。这成了我选择创业方向的突破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他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顶尖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对我们的创业想法非常认可。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创立了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初期，艰辛与收获如影随形。虽然节奏快、压力大，但大家都感觉身体里有一股能量不断往上涌，激励着我们全心投入。得益于深圳良好的人才政策、资金产业配套、区位环境、创业氛围，经过几年发展，公司已经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为现在100多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70%。除了深圳总部，我们还在南京、武汉、海口设立了办事处。后来，公司研发出艾娃系列机器人，其核心亮点是机器人智慧大脑“AI云脑”，能通过数据汇统、模型分析进行智能决策，配合智能系统导入机器人终端，为不同行业场景应用提供个性化定制的专属解决方案。截至目前，艾娃机器人搭载的行业应用案例达1835个，服务人次超过2500万。2019年，艾娃还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庆典花车、央视快闪节目《我和我的祖国》等重要场合亮相。
目前，公司已构建了AI云脑核心壁垒，通过云、边、端AIoT架构融合、连接海量智能终端，累计申请专利200余项，多次参与国家级项目开发和行业标准制定。
近日，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令我信心倍增，《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颁布，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仍记得刚来深圳时，看到高架桥旁一幅巨幅广告上写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让我顿觉亲切、热血沸腾。六年后，我深切感到这座城市包容、创新的魅力所在。今后，我将与无数逐梦者一样，以“深圳人”的“拓荒牛”精神建设好这座城市。
从种田到“种高科技公司”
讲述人：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育彪
这是一场跨越40年的接力。早年间，我的父辈带着乡亲们“洗脚上田”，让南岭村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跨越；而今，我与新一代奋斗者握紧改革接力棒，为二次转型积蓄动能。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片区。 新华社发
改革开放前，我们村很穷，食不果腹是常态。伴随改革开放的号角，南岭村紧抓机遇，一边忙着种地保障基本生活，一边带动剩余劳动力搞副业。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父辈们瞅准了闲置的土地，通过“内联外引”的方式办起了村里第一个内联企业。但，有两个问题羁绊着探索的脚步：一是如何吸引并留住香港商人，二是怎样与内地企业加强联系。那时，父辈们常常在港商居住的宾馆“盯点”，邀请他们到村里考察、投资办厂。为了留住客人，全村下大力气整治环境、打扫卫生，焕然一新的村子赢得了港商信赖，最终同意留下办厂。南岭村第一家生产塑胶花的外资公司成立，村民们挖到了第一桶金。紧接着，电子、玩具、钟表外资企业相继落户。1986年，村里建成第一个工业区，物业收租大为可观，部分农民进厂务工，由“种田”向“种房子”转变。在此期间，南岭村姓“资”还是姓“社”等飞短流长始终困扰着改革者们。不过，1984年、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两次视察广东，让探路者的步履更加笃定。父辈们也因此吃下了“定心丸”，在南岭村先后建成了4个工业区，经济蒸蒸日上。
1994年，我大学毕业后回乡工作，2001年起担任南岭村党总支书记。我希望通过培育高科技企业，将“物业”产出变为“产业”生产，从而实现转型。为此，我特意去北京中关村学习经验，走访深圳诸多科创园区，建设启迪科技园和1983创新创意园。2017年，我们设立深圳市首个社区股份公司创投基金，聚焦发展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5G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但父辈们苦干实干的精神激励着我。如今，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我们更加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延续改革创新的精神，在新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给垃圾桶安上“大脑”让环保向智能转变
讲述人：深圳市粤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惠军
1979年，4岁的我与母亲跟随参军的父亲来到深圳定居，成为一名“深二代”。
2003年我开始创业，曾尝试过经营电子、园艺等不同项目。一次偶然机会，我们把库存的欧式大花盆改成艺术垃圾桶售卖，广受市场欢迎。我从中捕捉到商机，从此深耕环保领域。2011年，深圳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我们通过竞标成了大运会垃圾桶、志愿者服务驿站供货商，业务随之迅速走向全国，并连续九年成为香港地区垃圾桶、果皮箱的唯一供应商。
市民在深圳市民广场享受欢乐时光。新华社发
仅仅赢得销量，不是我追求的目标。随着城市治理越来越现代化，怎样让垃圾桶更智能？我带着团队潜心研发，通过电子技术为垃圾桶装上“大脑”——即给垃圾桶安装传感器和相关芯片，实现自动称重、满溢报警、移位报警等功能，既提升了环卫工人的工作效率，又为相关部门作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传统垃圾桶实现了智能化的华丽转身，我们也从中申请了100多项专利，公司由此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参观者在深圳市大疆创新公司展厅体验无人机。新华社发
企业成长离不开政府支持。深圳政府鼓励创新、服务企业发展的“公仆”意识十分突出，为我们干事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比如，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得到了政策范围内的各种补贴与优惠；2018年，通过参加罗湖区政府主办的双创大赛，我们获得了45万元奖励补贴，解决了资金运转方面的燃眉之急。今年疫情期间，我们还享受到物业免租优惠。
去年11月1日，深圳在全国率先设立了企业家日。这让我深刻意识到：企业越规范，越有发展前景，政府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更好，政策就越优惠。作为与深圳共同成长的一代，我愿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为“春天的故事”增添辉煌。
从三件事看深圳文化领域的创新
讲述人：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吴俊忠
我是深圳大学一名老教师，已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3年。谈到与深圳改革创新相关的经历，三件鲜活的小事就涌现在眼前。
一件求职小事。1986年，即将硕士毕业的我到深圳找工作。在深圳人才交流中心，有人盛邀：“小伙子，我是深圳某银行的，去我们那儿工作吧。”我问他：“我是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没有学过金融，到你们那儿能干什么呢？”他回答：“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只要能力强、文笔好、有责任心，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才。”他的话让我感到，这就是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选用人才，不强调专业对口，不苛求工作经验，只要你有发展潜力，就敢录用你。
一份教学感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深圳迫切需要各类专业人才，深圳大学办起了各类大专班。大专班“宽进严出”，入学不用考试，毕业严格考核。由于大专班开设的课程多是以往高校专业体系中没有的新课，对教师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1987年，我到深大中文系报到后，第二年就按系里要求，承担了8门课的教学任务，边学边教、日夜兼程。这种经历丰富了我对大学教学的认知。在急需人才的深圳，教育与特区发展同步，任何旧观念、老思路，在此都行不通。
一个理论观点。1997年，我在《深圳商报》发表《超越参照》，明确提出：“深圳文化创新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参照的创造性行为，需要的是超越参照的创造性思维。”今天，这个观点已然成为深圳文化创新的客观现实。1988年，时任深大中文系主任的胡经之教授提出把深大中文系更名为国际文化系，理由是，为了培养中西融通的创新型人才，必须让学生接触中西文化。更名报告报到学校，很快批了下来，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国际文化系就这样诞生了。这表明，在深圳创新没有清规戒律，敢于想到才能真正做到。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严圣禾、李晓、陈之殷、党文婷）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9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