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作者：优沃迪·卡甘盖 虞群

优沃迪·卡甘盖

（Yuwadee Kardkarnklai）

泰国国家战略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

虞群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东方智慧文化在抗疫中凸显价值

　　虞群：优沃迪院长，您好。非常高兴我们能在“光明国际论坛对话”上，对后疫情时代如何建设更加美好的亚洲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有人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战争和瘟疫这样“大危机”的砧板上捶打出来的。当下我们所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危机。迄今，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11万例，而且还在增加。请问您如何看这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如何评价东南亚地区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

　　优沃迪：非常感谢“光明国际论坛对话”的邀请，也非常感谢您与我对话研讨。正如您所说，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疫情大流行。回顾人类历史，瘟疫是与饥荒、战争等相并列的重大灾难，黑死病、天花等瘟疫均造成数以亿计的人口死亡。历史惨剧曾多次上演，近300年来，重大疫情仍时有发生。比如，1820年暴发的霍乱、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2003年的非典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年间，全球每年都有新增流行疾病，超过七成的病毒来源是动物，目前看来这种趋势仍将继续。而且，疫情不可避免地跨越国界，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冲击。

　　此次全球抗疫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医学发达、卫生系统完善的国家并未很好地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结果导致社会失序，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韩国、东盟国家等在疫情防控方面则成效显著。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总体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较少，死亡病例也少。现在泰国偶尔出现新增病例，都是输入型病例，而且都处于强制隔离之中。尽管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疫情的反弹，比如越南，但也都是以输入型为主。

　　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够有力防范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习了中国经验，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应对措施，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途径。比如，中国政府展示了强有力的担当，调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包括医疗人员和先进的医学技术，来应对此次危机。泰国政府也向中国学习，除了宣布“封城”外，还动员了很多部门力量，准备了大量用于隔离的房间与床位。各村镇均有高度负责的志愿者，协助公共卫生部门对外来人员进行密切关注和筛查，发现感染者后迅速送医，并敦促相关人员进行居家隔离。还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捐钱捐物，帮助那些因“封城”或失业而缺衣少食的底层民众渡过难关，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泰国此次疫情防控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誉，展示了社会体系的坚强稳固。

　　这些都反映出东方智慧和文化在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美国，就目前情况来看，尚不能很好地控制疫情。因此，展示在全球民众眼前越来越清晰的图景便是：后疫情时代正在迈入“后西方时代”，人们对于西方的崇尚和信任将会降低。

　　虞群：中国发挥体制优势，打赢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人文情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这次抗疫中的表现令世人大跌眼镜。如此强烈的治理能力反差使得世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以意识形态划分评判制度、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优劣已经多么不符合现实。

　　而从文化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还是泰国人民信奉的佛教文化，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东方智慧熔铸了以集体主义为先的特征，强调“仁民爱物”“舍己为人”，宁愿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也要顾全大局。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对待疫情缺乏敬畏心理。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高度重视，反而还利用疫情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上大做文章。

　　优沃迪：是的，中泰两国政府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展示了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深得民众信赖，也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我想补充一点，中泰两国传统文化中都提倡“尊重老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对待老人一视同仁，这与西方一些国家“群体免疫、适者生存”的理念完全不同。另外，我个人认为，泰国抗疫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泰式传统合十礼，避免了肢体接触。而接吻礼、拥抱礼，乃至握手礼，都有可能会加剧疫情传播。

3月23日，中国政府援助泰国的抗疫物资运抵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新华社发

　　亚洲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从澜湄国家起步

　　虞群：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流、物流、生产流受到了重创。多年来，全球化发展与区域化发展一直都在齐头并进。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区域化的前景如何？您对“建设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亚洲”有何见解？

　　优沃迪：在过去一段时期，全球化促使国际贸易市场快速成长，生产者获益于国际产业分工，将生产链条节点布局于多个地区。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令各国都意识到，应该要缩短生产链，减少远程依赖，转而更加重视在本地区的产业布局。地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受到认可。不少国家加强了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提倡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现在似乎有一种趋势，不少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商品的出口，尤其是卫生健康产品以及食品等事关人民基本需求的产品。

　　不过，亚洲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民族众多。我们应该借此机会调整各国经济发展路径，在利用先进技术促进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应认真考虑环境、气候变化、多元文化等因素，以实现本地区经济持久发展，突出绿色经济，将此目标作为后疫情时代建设美好安全之亚洲的重要议题。

　　虞群：我注意到您提到了“美好安全之亚洲”这个目标。这次疫情的暴发凸显了人类拥有共同的命运，国际社会应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国政府一直提倡国际社会同心同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又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倡议。

　　优沃迪：泰国传统文化也崇尚同甘共苦，我们的理解是，朋友过得幸福，我们也幸福，但是当朋友遭遇困难之时，我们必须出手相助，而非袖手旁观甚至抛弃朋友。这些东方的传统智慧与文化被中国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普遍赞誉与积极响应，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帮助与支持。

　　国际社会的卫生健康合作很有必要，全球各国之间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如果发生流行病，非常容易传播至其他国家，会对整个世界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各国之间应该加强协作，制定严格的防控措施，并付诸实施，才会减少冲击，抑制病毒扩散。同时，开展国际卫生健康合作也能建立更为紧密的互助网络，不仅可以共同分享卫生健康知识，而且在医疗设备研发和医护人员培养等方面也可以深入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我们看到，身体健康的威胁并不是仅仅对个人形成威胁，而是对人类总体安全形成威胁。因此，公共卫生安全也应该被视为人类安全的一个方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非常及时。亚洲各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对此都深有感触，相信现在正值推动构建亚洲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良机。期待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虞群：您对构建亚洲卫生健康共同体有何建议？

　　优沃迪：亚洲地区由多个次区域所构成，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在构建亚洲卫生健康共同体过程中，可以考虑先从条件较为成熟的次区域卫生健康共同体着手推动。

　　虞群：在亚洲各次区域合作中，“澜湄六国”合作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在8月召开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提到，今年年初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疫情，努力恢复地区经济活力。李克强还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提升公共卫生合作”。中方将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设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

　　优沃迪：澜湄次区域合作的六个国家（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本身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尤为重要的是，所有澜湄国家的边境都与边境贸易和跨境劳动力流动紧密相连，这使得澜湄地区成为世界人口流动率最高的地区。由此可见，澜湄国家在流行病预防措施方面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打造澜湄卫生健康共同体。为推动澜湄次区域卫生安全合作，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模式下开展以下合作。

　　首先，加强城市和地方治理合作。我们可以举办论坛，交流经验，总结教训，检视在疫情防控、灾民补偿等落实过程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复制成功经验和技术，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其次，加强学术合作。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起草澜湄合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报告。它将是一份记录疫情暴发及扩散情况并说明各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机的文件。因此，所有澜湄合作成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模式，也可以了解非成员的模式，并根据自身情况寻找最有效的机制。同时这也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合作研究的背景报告。

　　再次，加强医疗卫生专业合作。成员国间可以举行论坛和互访，增进知识和技能交流，进而建立起卫生健康合作的长效机制，以便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再度暴发的流行性疫情。此外，针对新冠肺炎的卫生保健系统和疫情控制措施培训，特别是针对新发疾病的专门培训，也是应对这一非传统威胁的重要合作内容。

　　最后，重视加强民间合作。支持各成员国青年、专业团体、游客等的交流活动，增进各国关系。这是促进人们理解卫生安全，确保澜湄次区域卫生安全的有效沟通渠道。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教训之一。它敦促每个国家认识到，这一新出现的疾病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随着疫情的暴发和迅速蔓延，各国执政者在应对、控制疫情方面面临多重困难。他们需要新的实用知识、技能和潜力，来有效抗击新冠病毒。此外，还需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与政府的合作。同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跨界威胁，需要及时妥善应对，因为一国的预防措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因此，建设、加强和支持澜湄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当前合作的优先领域。这将激励澜沧江—湄公河国家最大限度地提高应对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全球挑战的能力。

　　虞群：中泰两国作为“澜湄合作机制”重要成员，理应率先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形成示范效应。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展现了国际责任意识。以疫苗研发为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研发所需的强大人力、财力、物力支撑，中国提出把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图为9月30日航拍的泰国普吉岛沙滩。新华社发

　　“东西方文明影响力将会此消彼长”

　　虞群：尽管加强国际合作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我们也看到，疫情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应全力避免犯时代错误。您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有何判断？

　　优沃迪：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发展将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中美竞争日益加剧，且趋势很难改变。中国国力处于上升期，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多地发挥着领导作用，比如此次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受到广泛赞誉。而美国政府则着力围堵中国。第二，新经济模式正在成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深远影响，促使新经济模式具备了两大条件。一是世界各国将会寻找建立新的生产网络，以降低风险。尽管其中部分原因是贸易战所致，但至少投资商和生产者会因疫情更多地考虑降低商业风险。二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5G网络的发展将会加速全球化的进程，届时在线通信将会在广度、速度以及精准度方面大幅提升。第三，国际新思潮正在涌现。后疫情时代世界将成为“后西方主义”世界，东方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将会越来越受推崇。“后西方主义”并非“反西方主义”，但是东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此外，中国式发展道路和泰国“适足经济”思想将会在全球各种思潮中格外引人关注。

　　因此，各国外交政策应该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积极调整，以适应时代的新发展，这样才不会逆势而动。

　　虞群：您刚才提到泰国的“适足经济”思想。据我了解，泰国已故普密蓬国王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针对泰国经济与社会状况提出并倡导这一经济理论的。

　　优沃迪：“适足经济”理论既是处世哲学，也是治国理念，它与佛教“中道观”和儒家“中庸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普密蓬国王对于泰国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前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弊端的一种理性反思。“适足经济”理论不是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而是居安思危、注重均衡，勿做“杀鸡取卵”之事，最终在全球化时代实现更为均衡、更为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这一理论在当前非常具有生命力。

　　虞群：您的认识非常深刻。《礼记·中庸》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孟子》中举例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想行稳致远，就要摒弃涸泽而渔式的短视与急功近利，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进行规划。中国政府一直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优沃迪：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5年，此后又多次前往中国参加学术研讨或者参观旅行，至今可能有20余次。在这25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发展速度、发展规模，还是发展质量，都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发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持续地推进改革，令世人清晰地看到了成功的发展历程。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投资兴建了许多博物馆，在中国各地都能看到人们前往博物馆参观学习，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知识型社会。我真心为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中国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在5G以及其他很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中国政府成功地帮助数以亿计的百姓脱贫，这是中国特色发展的价值与伟力所在！

10月6日，美国纽约市部分地区的学校开始关闭。图为一名行人从纽约的一所公立学校外走过。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将使中泰合作更紧密

　　虞群：中泰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泰正式建交45周年。作为亚洲地区两个重要国家，中泰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在澜湄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以及联合国项目框架下，加强协调沟通，寻求共识，共同为建设美好安全之亚洲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优沃迪：中泰两国是友好近邻，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可追溯千年。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两国政府与人民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有“中泰一家亲”之美誉。邓小平先生曾称赞中泰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中泰两国并肩携手，共克时艰，先后经历了冷战中后期共同反对地区霸权主义、1997年金融危机、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及当前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结下了深厚友谊。

　　从战略上来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泰战略合作再度驶入快车道。泰国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地处东南亚中心，战略地位突出。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和最大出口市场，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泰国政府制订了“20年国家战略规划”，并提出了“泰国4.0”战略以及“东部经济走廊”规划，从而初步明确了未来5至20年的国家战略布局与政策导向。泰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及重点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相信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泰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泰国也很希望向中国学习扶贫的成功经验。

　　虞群：中泰两国关系基础深厚，潜力巨大。中国可从陆海两个方向与泰国进行战略对接，而泰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泰国作为东盟互联互通枢纽的地位。根据最新数据，在对中国与60多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国别合作度指数测评中，泰国排名前五，充分说明中泰战略合作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倡议同“泰国4.0”“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略对接，将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新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