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海涛（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持续低迷，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此时，世界各国理应强化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诸多领域出现的严重挑战。然而，美国政府近来的一系列言行却让人大失所望。自诩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美国动用“全政府”手段对中国四处出击，既将其国内疫情防控不力诿过于人，又利用不同国际多边场合极尽挑唆抹黑之能事，破坏国际抗疫合作大局。

　　在某些美国政治人物口中，中国不仅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也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稍具理智和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会对此种论调嗤之以鼻，但为了防止“谎言千遍成真理”，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搞清楚谁才是造成世界动荡失序的“麻烦制造者”。

　　首先需要澄清的基本事实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自克林顿至奥巴马总统任内实施了大量的对外干涉行动，包括对前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在苏联和中东地区策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无论是直接用兵还是暗中支持，美国干涉的基本目标都极为相似，即颠覆美国政府所敌视的政权。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或价值观的政权，都有可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从“支持恐怖主义”到“专制独裁”，成为美国横加干涉的理由。

　　那么美国在冷战后实施的干涉是否起到了其宣称的“保护人权”“推广民主”“铲除恐怖主义”，从而增进当地民众福祉并促进地区安全与和平的作用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但动用战争方式“反恐”的直接结果是“越反越恐”——阿富汗和伊拉克在近20年中从未真正获得安宁，美国自身也深陷“反恐”泥沼难以自拔。或许是汲取了“反恐战争”的教训，奥巴马政府在对外用兵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审慎，但同时却使用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干涉地区事务，“颜色革命”即为一例。“颜色革命”大多借助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这与传统的依靠武装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差别明显。然而在“颜色革命”的背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策划和助推是成功的关键。因外部势力干涉而被更改的一国政治体制往往严重缺乏国内共识基础，所谓“革命成果”也被证明极不稳定。

　　例如，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后，政局长期动荡，腐败问题依旧突出，“颜色革命”中许诺的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16年盖洛普发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民众认为生活有幸福感的比例仅为9%，而认为经济低迷的则高达79%。这表明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得到改善。在吉尔吉斯斯坦，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巴基耶夫通过“郁金香革命”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然而仅仅时隔5年，巴基耶夫又成为另一场反政府运动的“革命对象”，黯然下台。今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在议会大选后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总统热恩别耶夫不得不宣布辞职。事实证明，外部势力别有用心的干涉导致的政权更迭无法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重重问题与矛盾，更不可能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如果说美国在苏联地区对“颜色革命”的支持因涉及美俄地缘政治博弈而稍有克制的话，那么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策动则显得直截了当、毫无掩饰。这场阿拉伯“民主”运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寄予厚望并全力支持，却导致该地区既有政治结构非正常崩溃，“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乘乱扩张地盘，当地人民因战乱流离失所，直接引发了令欧洲国家难以承受的难民危机。以叙利亚为例，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策划颠覆叙利亚政权。2011年，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并迅速转变为武装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资金、武器和人员训练方面的大量支持，并在叙内战中部署美军兵力参与作战行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介入，叙利亚内战呈现出复杂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截至2020年，叙利亚难民人数已超过670万，内战已致使叙利亚人平均寿命减少了20年，经济倒退了40年。

　　那么，美国为何如此积极地对外干涉呢？这不得不从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中寻找答案。随着苏联解体，原有两极结构对于美国的权力制约消失，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单极时刻”突然降临，陶醉于“赢得”冷战的美国当政者和战略家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将进一步巩固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确立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对于应该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美国战略界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思考和回应。最终，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讨论中占据了上风，并在实践中逐步塑造了美国的对外行为取向。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要旨在于，美国应利用冷战后一超独霸的难得机遇，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对外推广美式民主体制并实施政权更迭，从而构建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秩序。

　　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任上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失去美国领导，世界不再安全”，这一系列认知为美国将“世界领导”扭曲为“介入干涉”提供了正当性支持，也主导了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思维路径：世界各地的危机与动荡都需要通过美国输出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加以解决；而一旦美国介入后动荡继续甚至加剧，则会被认为是由于干涉还不够彻底。如此荒谬的逻辑在21世纪初美国实施的一系列对外干涉行动中表露无遗。

　　然而，所谓“美国治下”的现实情况是：“颜色革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混乱，伴随政权更迭的依旧是经济不振、政治动荡；“阿拉伯之春”已然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不少国家至今仍在忍受战乱之苦。为了实现虚幻的“美国之治”，原本在二战后由美国参与构建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与规范被美国随意抛弃。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哪怕地区安全与和平被肆意破坏也毫不犹豫。

　　诸多事实业已证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发挥其世界领导作用，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恰恰相反，美国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旧矛盾，诱发了新问题，同时也急剧消耗了美国自身的硬软实力。正如许多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学者所告诫的那样，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战略无法持久。在过去的3年中，美国似乎不再热衷于领导全球事务，其显性的干涉行径也有所收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弦更张，重归《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的当代国际关系准则。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和规范的藐视正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例如，今年9月，特朗普政府拉美事务首席顾问克拉维尔-卡内罗成为美洲开发银行新任行长，此举破坏了该银行自1959年成立以来行长均由拉美人士担任的惯例。强推一位从未从事过发展援助工作且本人极具争议的职业政治掮客担任该银行行长，充分表明美国将拉美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置于自身政治目的之下，其以发展援助影响和控制拉美国家政治经济走向的意图暴露无遗。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言，此举意味着“门罗主义”的回归，是衰弱而分裂的拉美国家的又一次失败。

　　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再到“新门罗主义”，美国的对外干涉战略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恶果有目共睹。一方面，美国无端指责他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另一方面，美国却肆无忌惮地以各种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不断造成地区形势动荡，甚至因此滋生各种新的威胁。这背后仍然是强权政治与救世主情结相杂糅的陈旧逻辑。只要美国仍然怀有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幻想，只要国际体系依然呈现出权力不平衡的态势，美国对外干涉的冲动就不会真正得到抑制，“美国治下无和平”的现象就将反复出现。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4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