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辉（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

　　19世纪兰克史学确立以后，对民族国家的叙述成为专业历史学界的通行范式，其关注点主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宏观世界史主要为一种哲学视阈下的普世史，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少数由专业历史学者创作的宏观世界史著作，不仅涵盖范围有限，而且通常将西欧视为世界的中心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其他地区则沦为陪衬。20世纪上半叶，宏观世界史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当时主流历史学界的排斥。

　　二战后随着国际组织的纷纷成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更加深入，各民族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对不同地区间交流和互动的历史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也为宏观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有重要价值的新材料和新视角。一些具有敏锐意识的专业历史学者开始涉足宏观世界史研究，并由此开拓了跨文化互动这一历史书写的新主题。

　　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出版其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作者提出了共生圈的概念，考察在技术传播、游牧民族迁徙、宗教扩散以及物种传播等因素影响下世界各文明的兴衰演变，以及由此出现的世界由分散到统一的历程。该书为日后西方学界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除麦克尼尔外，当时也在芝加哥从教的马歇尔·霍奇森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虽与麦氏并无多少交流，但他们也在进行类似的思考和实践。霍奇森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提出了亚欧非文明复合体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个复合体内任何较小的实体都是不完善的整体，西欧的崛起也取决于亚欧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甚至其正是因边缘的位置而受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主张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该书1970年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书写的新趋向，探索者并不限于西方学者。我国世界史家吴于廑1964年撰写的《时代和世界历史——讨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一文指出，一部科学的世界史必须阐明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吴于廑认为，世界的整体性虽然直到15、16世纪以来才开始真正出现，但“从古以来，就有各种因素为世界历史整体性的发展准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诸如技术扩散、语言传播、旅行家游历、思想文化交流、移民迁徙，乃至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些“都有利于世界历史之终将进入不分畛域的整体的发展”。由此可见，主张从民族国家外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并注重对不同地区间跨文化互动关系的探讨可谓是中外史学界的共识。

　　对于史学发展的这种新动向，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不仅提出建立全球史观的重要性，还进一步认为其主要着力点就应在于“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

　　此后，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多元和深入。除了美国学者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如菲利普·柯丁对大西洋史的研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史研究、加州学派对近代早期中国的探讨、帕特里克·曼宁的全球移民史研究、入江昭的跨国史研究等，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也对跨文化互动主题有了更多的关注。英国学者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多与传统的殖民史和帝国史相关。克里斯托弗·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把现代世界的形成描绘为一个去中心化，同时也是互相联系的进程。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年）》探讨了1405年以来欧亚大陆主要帝国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影响。德国学界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用宏大视角展现了19世纪的各种面相，对各种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的现象着墨甚多，该书也被认为是德国甚至欧洲最重要的全球史著作。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对跨文化互动理论进行了深刻探讨。他在《全球史是什么》中指出，全球史学者除需对不同地区的关联和互动加以阐述外，更要关注其背后的结构整合及推动力。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则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中用卓越的洞察力和生花妙笔，展现出17世纪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广阔图景。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也引起了较大关注。

　　在国内史学界，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吴于廑对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关系的探讨、罗荣渠对现代化的研究、马克垚对世界文明史的探讨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密切，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吸引力不断提升，除了世界史学者，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者也开始主动参与到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来。如万明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葛兆光从“周边”对“中国”的探讨等，都涉及跨文化互动主题。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西方跨文化互动的理论进行反思。如刘新成在肯定互动理论及其研究路径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深刻指出应警惕一些西方学者用互动理论为西方殖民侵略“洗白”的做法。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不免遇到暂时的阻隔而迂回、转向，但其滚滚洪流的大势可谓浩浩荡荡，趋向明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跨文化互动的研究逐渐成为历史书写的新主题。而这一研究弥补了以往单纯强调内部动因的不足，凸显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和增进了人们对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认知，从而有利于对历史形成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理解。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