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随笔】

　　作者：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近几年，知识性内容正在成为各类新媒体平台上被热捧的“新元素”。从讲授盛唐诗歌而爆红网络的文学教授戴建业到最火法学老师罗翔，再到与高校等教育机构合作推出的各类知识普及性内容生产计划，各大视听新媒体平台开始选择将知识传播作为自己的主打内容之一。比如，国内某短视频平台就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共同启动“青椒计划”，号召有能力的高校教师积极创作青少年教育类优质内容。

　　无疑，知识的社会传播结构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变化。相关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各大平台粉丝过万的知识类创作者数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其视频作品的传播效力也远远高于平台的整体平均水平。这表明，公众对新媒体平台知识性内容的需求正处于高速上升的态势，相关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知识传播的即时化、知识呈现的人格化、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复杂知识的通俗化成为短视频平台时代知识传播的主要特征。

　　在新媒体领域，知识性内容的生产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作为传统媒体“百家讲坛”模式在网络平台的改造和升级，各平台邀请艺术家或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合作自制的教育、文化类节目同样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而眼下的这波由短视频平台推动的知识性内容生产浪潮，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内容形态从长到短的技术性变化。无论是“网红教授”还是以一般大学教师为主体的知识群体，其创作内容经过短视频平台的转化，都以“短平快”的方式被打造为能被快速理解和消费的对象。而且不难发现，那些粉丝量大、传播力强的知识性短视频都具备一些共同特性：传播主体大多具有较强的个人魅力或“网红”气质，主题能抓住公众的盲点或痛点，篇幅简短，剪辑经过精心设计，表达诙谐幽默，直截了当，通俗易懂。

　　知识分子走下大学讲台，通过新媒体平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以零敲碎打的方式传播给大众，究竟是利还是弊？

　　支持者认为这种传播形态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大众化传播，提升了公众的知识素养，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最终也拓展了专业知识传播的广度和社会价值。而批评者则认为，短视频碎片化的知识传播方式用廉价的知识快餐取代了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严肃性，助长了肤浅庸俗的学习氛围，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弊大于利。

　　对此，笔者认为理性的立场应当是，既承认短视频平台在知识大众化传播方面的优势，也要充分认识到这种传播方式的潜在负面影响，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保持双重警惕。

　　一方面，不能因为短视频平台传播方式的碎片化就认为这种传播形态必然与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严肃性为敌。专业知识生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精英化小圈子的文化领域，而媒体的大众化知识传播所面对的是普通公众，两者的性质和功能自然不同，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与此同时，两者也不是绝缘的。大众化知识传播是以高质量的专业知识生产为基础的，同时，一个以知识普及不断提升公众素养的社会，也更有利于专业知识的培育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群体进入短视频传播平台不仅意味着知识传播结构的重构，也是充分挖掘新媒体技术的知识供给潜能、丰富平台内容的一个契机。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短视频的传播优势，就将其万能化，或忽略这种传播方式的潜在问题。比如，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不能误导公众把短平快的快餐式知识消费等同于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过程。某些内容生产者一味追求传播效应，用夸大耸动的方式呈现知识，往往以偏概全，误导公众；更有甚者把“碎片化学习”鼓吹为一种知识成功学神话，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总之，短视频平台的知识传播并不能取代系统的专业学习，它只能作为专业教育的一种大众化延伸，在专业和非专业领域之间发挥知识转化的连接功能。

　　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知识传播者个体，都应当在追求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的同时，以专业知识的标准要求自己，注重内容品质的提升，严把质量关，确保在科学性和价值观上不存在导向性错误。只要有高质量的内容为基础，知识群体的参与和“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并不是问题，反而是激发公众知识兴趣、推动知识大众化传播变革的动力和优势。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