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让农村焕发新的活力

　　——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刘守英

　　光明日报记者 俞海萍

　　“十三五”时期，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现代化不现代化，关键看农民和农村是否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乡关系将延续“十三五”时期的革命性跃迁态势，作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的80后及90后的离土、出村、不回村、不返农，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发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松解、农地权利重塑、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城乡关系改变，呈现出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成型。

　　刘守英表示，在新城乡中国格局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就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如何改？刘守英认为，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我国土地大规模扩张的城市化阶段已过，具备了按照公共利益、市场价补偿、程序公开透明原则改革征地制度的条件，应“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保障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享有出租、转让、抵押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直接提供租赁房，解决进城农民在城市的体面落脚和居住问题。按照城乡融合的空间形态，在用地类型、标准、规划编制等方面保证多功能、新产业、新业态、新形态在乡村落地。

　　二是深化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农业发展方式已经向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农业的内涵、功能、要素组合、业态等呈现势不可挡的变化，农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变迁决定农业转型的成败。必须“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明确集体所有权、确保农民承包权、依法对经营权设权赋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创新集体资源资产的集体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保障集体成员按份共有集体资源资产经营收益。“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农业经营适度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区域种植规模化、市场化实现农业规模报酬。

　　三是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现代化。城乡中国阶段，乡村的分化还会加剧，部分乡村的活化和部分乡村的衰败并存。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是如何让有条件复兴的乡村能活得更好，让一些衰败的乡村相对体面，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两类村庄的变迁均非常重要。应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改革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偿获得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农民宅基地可以有偿退出，可出让、转让、交易，从事乡村相关产业。实行宅基地权利与集体建设用地权利的同权，在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的同时，推进农村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改革村庄和宅基地治理体制，将村庄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范围，在村庄规划中，控制和锁定村庄宅基地总量，对宅基地管理实行总量和规划管制。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9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