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广大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或主动投身于脱贫攻坚，或用心记录、用情书写脱贫历程，发挥了文学的鼓劲和记录作用。本期聚焦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作品，敬请关注。

    图为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摆榔乡尖山村里关古茶彝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十三五”期间，保山市以产业扶贫发展特色产业，依托易地扶贫建设美丽村庄，保护绿水青山开发绿色事业，通过教育扶贫育人成才，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超过445亿元，实现约38万贫困人口脱贫。包珊摄/光明图片

触摸乡村精神现场的纹理——读《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

作者：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百年来，乡村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面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文学当然不能失语。但是，如何精准把握时代的精神光谱，如何理解处在崭新历史关口的乡村和农民形象，是对每一个写作者的严峻挑战。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出版）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的十二个脱贫故事，从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探究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变迁，在展现巨大扶贫成果的同时，重点聚焦乡村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这是当下乡村叙事的重要收获。

百里洲是朱朝敏的故乡，也是她文学的故乡。这个位于长江水中央的沙洲，曾因盛产棉花和黄花梨富庶一方，却受制于交通和资源，未能跟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步伐，逐渐陷入贫困。对朱朝敏来说，书写百里洲的扶贫故事，也是一段溯源故乡的亲近之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她童年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辗转在她的家族或朋友关系里。不过，她并未停留在乡愁的幻象里，离乡多年后再次以作家和扶贫干部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距离感正好构成反思的空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忠实的记录者、聆听者和受惠者，这种身份意识让她有效避免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和过分情绪化的宣泄，最大限度呈现出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便于穿越表象发现乡村在历史变革中的困惑与奋进，在细节中感悟那些被忽略的真善之美和人性之光。

在长期的帮扶下，百里洲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要。《塔灯》中的杨勇多年来一直都纠缠在寻找失踪的老婆这一魔咒里，“被时光洪流隔绝在彼岸，从身体到心理到记忆，全部滞留在一九八六年”。《好人周建波》里原本勤劳善良的周建波，因中间商的意外车祸欠下村民三十三万棉花钱，满怀内疚。此外还有《钟声》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从前的暴风雪》《棉花之殇》《风又吹》里老人的孤独处境，以及《多雨的九月》里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这些问题直接关乎农民的内生力量能否被激活，是乡村实现全面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朱朝敏意识到，“只有心灵才会发现心灵”。唯有懂得和将心比心，切身感受他们心灵深处的疼痛，提醒人们要不断创造条件优化乡村社会生态。当人物的精神现场被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时，他们是极具生命质感的鲜活人物。

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中，故乡那些朴素的人性、人心，常常促使“我”反观自身，那些农民对生命尊严和人间大道的坚守，则让“我”一次次为之震撼。《沉默的羊子》里杨凤英哪怕再苦再累，她眼睛里都闪耀着“清亮的光芒”，胡昌祥不遗余力帮助嫂子，哪怕被流言蜚语误伤也毫不在意，原来他们心中都供奉着村口的那对石羊，朴素的信仰里包含着感恩的民间大义。包括《后遗症》里坚忍的李桂香、《从前的暴风雪》里倔强的杨春天，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被救助的对象，也是“我”和所有帮扶者的一面镜子，映衬出包括“我”在内所有灵魂里的“小”来。他们心里的精神小庙是如此强大，劳动者的力量和尊严永远不容低估。他们于苦难中依然坚守人性光辉和博大情怀，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

扶贫工作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帮扶干部的努力，正如朱朝敏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帮扶者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就在他们拉手的一刻，两者便融合成一个动词：“脱贫”。比如，《养蛙记》里老王为了给老赵父子壮胆、暖心，不得不投钱入股养殖青蛙，好不容易养大的青蛙又因为养殖经验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经受种种委屈仍初心不改。他们无一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最能体会那些贫困户的难处和需要，正如同为帮扶干部的朱朝敏在后记里所说：“我们互为依靠、互为扶持、互为见证时，我们的整体‘人民’一词，才有机会被呈现出浩瀚的态势。”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帮扶者和被帮扶者携手一起改变着乡村大地的面貌，体现出精准扶贫战略下外在帮扶和内生力量融合的强大效应。

朱朝敏深知只有脚踏大地，与农民血脉相通，才能用文字凝聚一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这样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她以在场的方式记录，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她对乡村精神现场的深度开掘，触摸到乡村内部的问题症结，以贴近现实的姿态完成了一次真诚的返乡叙事，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乡重楼村脱贫后的乡村景观。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以思考者的视角观察乡土世界——关于《山中岁月》

作者：桫椤（河北作协文学院研究员）

陈涛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挂职担任了“第一书记”，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亲身参与者。他在驻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十余万字的随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这些文字结集为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山中岁月》（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作为“进入者”介入对脱贫攻坚现场的言说，陈涛并没有耽于诸如扶贫的具体工作和农民生活状况有多少改善等公众层面关注的问题——这些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感受和由此而起的思考——弥漫其间的理想主义光泽和反思意识使作品的思想性大为增加。与那些惯常地对脱贫攻坚现场进行“照相机”式的记录不同，《山中岁月》中的“我”作为观察者、体验者、思考者和叙述者的形象隐身在字里行间。而据以对现实进行评判和引发思考的参照系，乃是“我”头脑中关于现实、道德和人性的理想范式。陈涛在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和反思的同时，也试图在个人叙事中结构出一幅理想主义者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图景，尽管那种想象并不一定具有系统性。脱贫攻坚的现场在陈涛笔下仿佛成为一面镜子，既照见时代价值与传统乡村伦理间的交叠错置和人性中的美善，也照见自我对世界的希冀与渴望。

作为扶贫干部，陈涛承担着并不轻松的工作任务，他在写作中将自己的“山中岁月”纳入日常生活经验中加以表达，这促成他的扶贫书写有着个体化的文学叙事。从城市进入贫困乡村，尽管有对城乡差异的书写，但这种差异被消弭在“我”对乡村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中，我们并没有从中感受到城与乡之间太过明显的对立感。作者在第一章中记述刚到池沟村后的情景，面对陌生的环境，他生出的第一感觉不是拒斥，而是如何融入，于是决定在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下“自己先去看一看”。他用从远到近的视角观察风土人情，随后把新的生活与“没时间回望，更看不清前路”的城市日常进行比较，从而对未来的两年满怀期待：“想到能有这样一段安静的乡下时光，从固有的轨道中脱离，在一个时间尚未变成碎片的地方学习与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事。”由此开始了“我从未如此融入人群，也从未如此贴近自己的内心”的“山中岁月”生活。融入和认同，成为陈涛扶贫期间的情感态度，他对自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小镇青年们亲如兄弟般的友情、义务发起的助学活动等的记述，都成为他主动融入并被乡村接纳的有效行动。

《山中岁月》对脱贫攻坚的呈现，紧紧围绕“人”这个中心来进行，抓住了写好这类题材的“牛鼻子”。陈涛笔下的人物没有被机械地置于被观察和“被脱贫”的位置上，他们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显现出了饱满的主体性。因主体性的存在而使人物在工作和生活中充满能动性。从作者自己到《修道》中的马大爷及其老伴和儿子，到《小镇青年，酒及酒事》中的小尤、小武，再到《山上来客》中“女人”和她的儿子等，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命运和性格与道德传统、生存境遇、民间伦理等文化要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连带着引出脱贫攻坚工作的复杂性。马大爷本已答应了修路占地的补偿，但他的儿子却明确表示反对，该如何看待父子的不同？那个错拿了钱却因为穷、又怕邻居说她而不想还的“女人”，我们很难在道德或法律的纬度上进行截然的判别。陈涛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随笔中不乏对工作场景的记述，读罢即知他和当地乃至奔走在脱贫攻坚现场无数扶贫干部有多少艰辛，又有多少人像养牛人何暖阳那样对美好生活怀有期待和向往。

《山中岁月》还闪耀着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光芒。作者始终未曾放弃对理想的坚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助学活动中他一直坚持着自我的标准，例如“对于任何一所学校，当我看不到你对图书的尊重时，请原谅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又或者“因我无比珍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我只想将它们送给那些懂得感谢的人，我不会要求你的回报，只是希望可以看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谢意”。在他的这些“标准”背后实际上是对现实中诸多此类活动流于形式主义和功利目的的批判。在理想主义驱使下，作者将这种批判一直延伸到道德和人性的领域，例如范金生和尕泰讲述的农民为了钱不赡养老人、买房买车还想要政策等，我们从作者的态度中可见他的立场。

陈涛在《山中岁月》里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仅有个人的情感表达，也袒露出对乡村、农民乃至山川大地、生命万物的大爱和悲悯，其中的温暖是很容易被感受得到的。

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传——读《风吹蒿莱》

作者：樊健军（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范剑鸣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风吹蒿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最打动人的是，他在梅江边的江西省瑞金市驻村扶贫四年，将那个叫下坝的村落视为他文学上的故乡来书写。这使得作品已然超出了一个驻村干部的视觉和心理体察。作者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孩子，内心对乡土有着抹不去的热爱，从他踏上下坝的第一天开始，精神上的那根血管就同那片乡土严密无缝地对接上了。他对下坝的观察、探究、反思，其实也是对其真正的故乡“上长洲”的观察、探究和反思，两者是同时进行的，也是同时存在的。这是作者对下坝发自内心的尊重，致以崇高的礼仪。

作者以一个驻村干部的视角，观察乡村在扶贫政策搅动下呈现的新风貌。作品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一项项乡土风物，剖解乡村重新迸发的生机，真实地反映了梅江人家的命运曲折和全新希望。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在物质与精神的变化中，作家挑选出富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把各项扶贫政策和政府关怀有机地镶入叙事性文本，同时切入作家早年在梅江流域的生存记忆，从而让村庄的发展拥有历史的深度，使之成为一个有意思的村庄样本。

《风吹蒿莱》的个性化写作风格很明显。作家沉入一线融入乡村是缓慢的、沉着的，因而也更加真切。他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兼顾读书写作，精神生活与乡村劳绩同步运行，真实地反映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的心路历程。特别是文末附录的一组诗歌，表明作家努力以文学色彩经营一个新时代的乡村切片，作家最终是想建构一种文学化的乡村。

事实上，当作家走进新农村点采风，直观的只是广大乡村扶贫的成果。扶贫是一个国家战略，它是可溯源的，也是应该溯源的，但其实又不是那么容易溯源的。作家采风当然是一种溯源，但那是二手的，是听当事人讲述的，显然也是容易过滤的。这样一来，当事人自己的写作就显得难能可贵。这种溯源既是公共性的，又是个性化的，既是时代记录，又是人生追忆，能够保存更多新鲜、多彩的细节，使一个时代在文字里凸显更细致的纹理。

范剑鸣是个有理想的作家，在创作这部驻村笔记时，自觉地拿梭罗的《瓦尔登湖》来做参照，从中汲取营养。梭罗轻物质，重精神，追求的是他个人内心的平静。“梭罗居于湖边，从物质生活上看是平地，但从精神生活上看是高岭。”扶贫先扶志，脱贫先立志。作者在驻村期间，“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量和探究”，并践行到扶贫工作中，以其精神之富有来帮助贫困户明志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下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一种担当。

作者显然不满足于这部作品仅仅作为笔记而存在，创作伊始，他预设自己将要为下坝的人物写一本新的“生命册”，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传。在这里，作者不再是“第三方”的角色，也不是“弥合者”的身份，而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加身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只是他工作的对象，而且上升为一个个饱满的文学形象，从人性的层面上对其考量，重塑其精神。

《风吹蒿莱》进入的角度是独特的，没有正面的强攻，也没有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以一个个典型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说话。每则笔记都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散文。它没有搭建恢宏的框架，但视角是广博的，既有对梅江人文历史的考证，亦有对民间传说的叙述，还囊括了物产、饮食、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铺陈了一幅绚丽的民俗风情画卷，有着显豁的区域性，并结合脱贫攻坚的时代性，展示出乡村在发展和传承之间的复杂、融合，以及前行的光芒。

准确把握一线扶贫的现实生态——读长篇小说《向阳而生》

作者：俞胜（《中国作家》杂志文学编辑部主任）

王存华的长篇小说《向阳而生》（中国电力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讲述的是国家电网公司扶贫干部深入扶贫一线、带领黄河滩区村民脱贫致富的生动故事。

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客观描写黄河滩区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滩区没有大型工厂企业可以吸纳劳动力，再加上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少，所以滩区的大多数村庄变成了空壳村，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村子只剩下五六户人家，且全部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面对这么一块极其难啃的“硬骨头”，新江城供电公司选派了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黄明远到黄河滩区贫困村黄龙湾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黄明远参加工作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供电所所长，又在短短两年之内将一个最落后的变电站管理成国网公司五星级供电所，然后临危受命，从供电所所长转岗带电作业班班长，并带领班组成员在国网公司带电作业竞赛中荣获团队第一。组织的派驻，体现了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以及“不脱贫不离开，不致富不罢休”的坚定决心，组织是要让这块“金子”在黄河滩区闪光。

有勇有谋的黄明远，先是让村两委班子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团结村两委班子解决脱贫问题的同时，他具有长远的眼光，谋划为黄龙湾村找一个致富带头人，吸引进村两委班子，以期彻底改变村两委班子一盘散沙的现状。这在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的当下，反映出小说及时呼应社会现实的能力。

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现实层面的细节描写比较扎实。黄龙湾村的现实，让不少人离开家乡，如何团结大家开展工作？黄明远建立微信工作群，对于需要民主决议的事，通过微信工作群进行沟通，这让他熟悉当下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在驻村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后，他又建立“大美黄龙湾”微信公众号，吸引远在他乡的村民归乡或者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黄明远懂得，只有多为农业发展找出路，让农村更有吸引力，让人才源源不断地回流农村，才能够更大程度上避免贫困群众脱贫之后又返贫。

小说写黄明远与村里的赖皮“二驼子”斗智斗勇修通了拖了很久未能修通的公路，受到村民的拥护；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将黄龙湾村的屋顶装上光伏发电板；帮助有家传手艺的林万才打造出“万才糟鱼”的品牌，走出一条靠弘扬传统技艺来发家致富的路子；在黄龙湾画墙绘，吸引游客来休闲度假……这些让小说中的扶贫故事生动有趣，体现出一种现实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准确把握住了一线扶贫的现实生态。

作者在塑造黄明远这个人物形象时，还善于运用心理分析法，笔力往人物的心灵深处延伸。譬如分析黄明远为什么对贫困村民怀有深切的同情，是因为他自身成长的道路上，也有过贫困的经历。这使得他的帮扶涌出一种内在的动力。小说的意义也不止停留在阐述精准扶贫这件事本身，也肯定了社会帮扶体系存在的意义。作者写道，黄明远坚强性格的形成，与他从经典文学中汲取强大力量也不无关系。小说多次提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安在沉重的生活中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他敢于冒险，即使失败了也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他不屈服于命运，更不会向命运低头。在孙少安的身上，黄明远汲取了精神力量的源泉。

《向阳而生》在描写人物、表现人物关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譬如村民林兴河，他是黄明远看好的致富带头人，也是在黄明远的鼓励下回到家乡发展。但林兴河企图毁坏生态、发展经济，遭到黄明远的坚决反对，林兴河心中便滋生出对黄明远的不满。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