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道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素来“村无稗俗，里存俭让”，乡邦大儒的《朱子家礼》与乡间的村规民约，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通过考察明清徽州学者、乡宦和士绅的经典礼书考证之作，以及部分民间日用礼仪类书，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宋代以后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以及彰显在传统学术上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新安理学”的“以理释礼”

　　作为朱熹的乡邦后学，元末明初的朱升与同郡学者郑玉、汪克宽、赵汸等，以《三礼》原典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理论指导，以文公《家礼》为实践目标，在礼学研究与实践的旨趣上完全承续了程朱一脉。朱升《三礼旁注》、汪克宽《经礼补逸》，都是在承续朱子学的前提下，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作的新的经典诠释。赵汸的《葬书问对》依据《家礼》，化民成俗，摈斥佛道，“酌古今之谊，以礼救俗”。祁门的汪褆，休宁的程敏政和汪循，歙县的吴士奇和汪道昆等，也都恪守朱子所定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仪秩序，对世俗礼乐的混乱无序给予批判和改进，以理学融入礼学诠释，维护儒家“天理人伦”的纯正性，体现出“以理代礼”的时代特征。在朱子“以理释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覆盖下，明代徽州的礼学研究，缺乏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诠释，而重在朝廷律令和乡村礼俗的践履，尤以“三纲五常”为礼用之核心，促进了礼学的形上化和思辨性，使“礼学的理学化”倾向变得十分明显。

　　明代中叶以后，因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大礼议”事件的触发，朝廷更为重视礼仪研究与礼乐教化。徽州诸儒或“皈依紫阳”，或“心仪良知”，皆存有传承儒家礼仪的职责和焦虑，也有对新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诉求。然而，他们的著作大多缺乏扎实的文献考证与阐释，在礼学文本的传承和思想理念的建构上并无多少发明，多是撮抄、节录或沿袭宋元旧说而已，故《明儒学案》中出现的徽州学者乏善可陈。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与思想层面上了无建树，无法突破程朱理学之囿，于是就有学者另辟蹊径，倡言回归原典，“求真是，索本真”，已然“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具体表现为上溯经典，考证礼经文本，“以古礼证今俗”，陆续出现了金瑶《周礼述注》、程明哲《考工记纂注》、姚应仁《檀弓原》等考证礼学的萌动。他们“考经以求礼”，“循器以明礼”，通过梳理经史典籍，追溯古礼之本源。特别是明末黄生《三礼会龠》《字诂》《义府》诸书，专注于古代制度秩序与人伦规范的考证，对《三礼》经义从文字声韵训诂方面探索幽微，“稽之度数，制之礼仪”，由此启导了百年之后如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等考证礼学的全新风格，徽州礼学的研究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皖派”朴学的“以礼代理”

　　明清之际的世道剧变，引发了整个社会痛感于“空谈心性”的“于世无补”，思想界更是“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清初社会推崇实学，徽州学者能得风气之先，深知“圣人之道，惟礼存之”，于是有姚际恒、汪基、潘继善、江永等，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考证，从中汲取修齐治平的人伦道理，重新思考和探索礼秩重建问题。如姚际恒的《三礼通论》溯源古礼原本，剔除历代附会，既“崇古”又“疑古”，意欲回归原典，重建礼学正统；江永《礼书纲目》等，则以文字声训手段阐释名物，复原先王制度；从朱子“道问学”入手，“弃理言礼”，以此消解“天理人欲”之辨，开启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过渡和转型。其他如程廷祚《礼说》《禘祫辨误》博及乎经史，溯之于礼乐，“率天下以立人道”，上承颜李之“实学”，下开戴震的“新理学”；汪绂《读礼参志疑》《六礼或问》等，皆以礼经为本，礼仪为用；视《五经》为本源，《家礼》为门户，继承先贤，开拓新途。休宁士绅吴翟家族，以一族之力，历时百年而成《茗洲吴氏家典》一书，诠释和贯彻了朱子《家礼》的在地化进程。如果说《家礼》是朱子实践儒家人伦的制度章程，那么《家典》则是明清底层社会“礼下庶人”的真实生活的记录。

　　乾嘉时期徽州礼学研究的兴盛，江永当为居中执要的关键人物。其学意在矫正理学和心学的空疏之弊，而溯求于典章制度的礼学考证，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在江永的启示和引导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如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洪榜、凌廷堪等，他们承前启后，显示出地域学术的厚积薄发。他们用“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方略，建构起“理存于礼”和“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深为后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主张“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其《学礼篇》“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上承江永的“弃理言礼”，下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在清代礼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将义理之学与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发凡起例，释疑解惑，充分体现出淹博、识断与精审的“皖派”风格。金榜《礼笺》一书，“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既重视典制器物之考证，更以躬行践履，革除释道之侵蚀，实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尤其是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一书，“以通例而明礼”，强调“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证实了“礼之外，别无所谓学”；“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推进了乾嘉以后礼学研究在文本体例考证和思想探索上的历史进程。

　　清季，以胡培翚、程恩泽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通过对“理欲之辨”的学理考证和“敦品正俗”的躬行践履，从而将江、戴之学发扬光大。胡培翚出身于“绩溪金紫胡氏”礼学世家，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又承袭其师凌廷堪的治学旨趣，历数十年而成《仪礼正义》。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更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体现了“皖派”汉学通经致用的经世情怀。俞正燮长期坐馆入幕，热心于国计民生，其《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以制度考证为切入，意在“存古”而志在“开新”，引领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对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转向于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晚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总而言之，徽州礼学从宋明理学“以理代礼”的学术规模，历经时代的嬗变，逐步演进为乾嘉汉学“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完成了从“新安理学”到“皖派礼学”的理论建构，但其礼学谱系仍不出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两途。明代礼学“少而空”，清代礼学“多而实”，究其原因在于礼学不擅空言玄谈，且与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和民俗礼仪息息相关。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