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灯塔”，然而，最近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高龄对决实际上已经折射出美国民主的困境——对此连美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使得美国民主运转失灵加剧。究其原因，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与金钱密不可分是美式民主的弊端所在。历经多年的积弊，金钱对于美国民主的腐蚀与日俱增，影响了美国各层级选举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转。

　　越来越烧钱的美国大选

　　2020年的美国大选，再一次凸显了金元政治在其中的重要性。2020年美国大选总花费达140亿美元，包括竞选人、党派和外围团体投入的资金。其中总统竞选累计投入66亿美元，国会选举累计投入超70亿美元。66亿美元的总统竞选投入刷新了美国的纪录。而在这些巨额投入中，大量的资金被用于竞选广告中。拜登竞选团队自启动竞选活动以来累计将5.82亿美元投放于电视广告方面，特朗普竞选团队过去两年间的广告开销也高达3.42亿美元。

　　“得金钱者得天下”的逻辑还在延续。拜登团队以超10亿美元的竞选总支出成为2019年至2020年竞选支出最高的美国总统竞选人，远远超出特朗普团队。拜登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8000多万张选票，粗略计算，相当于平均在每张选票上投入超13美元。

　　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政治极化，美国大选越来越烧钱。回顾美国总统大选，所需资金投入不断增加。21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元、2012年的20亿美元，2016年的24亿美元，2020年更是破天荒地增加到66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也是花费不菲，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约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

　　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使得缺乏经济支持的选举人很难在大选中走到最后。如美国当选副总统、首位参选美国总统的黑人女性哈里斯去年12月就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表示退出大选的主要原因是募款问题。她说：“我不是亿万富翁，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自己的竞选。随着竞选的进行，我们发现募款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今年4月宣布退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转向支持拜登，实际上对拜登的选情具有重要帮助作用。今年9月，布隆伯格宣布出资1亿美元帮助拜登开展竞选活动，无疑是在大选冲刺阶段给拜登加油。

　　从美国大选结果来看，金钱的说服力更是“明晃晃”的。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今年大选投票中，拜登赢得了477个县，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县，看起来数量差距悬殊，但是如果按经济体量对比，却显著体现了金钱的重要性。拜登赢得的这477个县经济总量占美国的70%，而特朗普赢得的2497个县仅占30%。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新现象。从200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的县约在472至666个之间，但支持民主党的县占全国GDP的比重已经从55%上升到了70%。由此可见，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更为重要。

　　“金钱至上”的美国政治运转主旋律

　　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金钱充斥于美国政治运转的各个层级。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法律既规定了合法的政治捐款、政治献金等，也允许一些灰色的金钱支持。相对而言，政治捐款具有上限，一般都是小额，这就限制了一些有钱人对美国选举的投入。不过，政治献金的规定却要宽泛得多。所谓政治献金，是指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接受来自外部对其无偿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给付、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非法“暗钱”不断进入美国选举，使美国政治运转的主旋律愈加“金钱至上”。

　　随着美国法律对政治献金管理的放松，有钱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参与就更加便利。“超级筹款人”制度、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更是方便了金钱政治的运筹。“超级筹款人”制度可以绕开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绕开一些政治捐款的限制，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从近几次美国大选的情况来看，超级筹款人和超级行动委员会为美国大选提供的资金大幅增加。

　　除了政治选举，在美国政治运转当中，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与金钱也有密切关系。利益集团的运作与金钱密切相关，其资金越充足，就越有能力影响美国政治运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集团的资金越充足就越有可能影响政治决策，这还与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群体的多寡具有相关性。一般而言，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美国政治决策。游说并不是贿赂和腐败，利益集团不得为其游说的政客提供物质利益，但是游说却通过信息表达来影响议员的政策选择。而如何能让游说更加有效，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贫富差距决定了美国民主的质量

　　在美式民主体制下，并非所有美国民众都能够参与到美国政治决策之中，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民主的质量。从美国选民资格的演变来看，与财富不无关系，从黑人、妇女赢得美国选民资格的艰难历程来看，财产是重要限制因素之一。一方面，财务状况限制了选民资格；另一方面，贫穷人口对于政治选举缺乏话语权。其结果也意味着美国民主所许诺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难以实现。

　　不仅是选民资格，金钱对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也具有重要影响。尽管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为1900年以来最高，但也不过是67%。其中相当多低收入群体没有参与投票。美国大选缺席的总是穷人、年轻人、未受过良好教育人群以及少数族裔。除了投票障碍之外，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也不热衷于参与投票，原因是他们认为，无论谁入主白宫，对于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状况都不会起到改善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愈加显著，目前，全美最富裕的10%的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大约70%的财富，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还是60%。反过来再看穷人，位于下层的50%人群持有的财富水平持续倒退。常年的贫困状况使得美国的低收入群体对于政治和大选的兴趣和影响减少，美国大选已彻底沦为富人的政治游戏。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