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迎华（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刘勰《文心雕龙》对公文文体颇为重视。出于指导写作的目的，刘勰重视辨体。随着公文文体理论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体分类过多过细，文体功能交叉、互渗、衍生、转移、缩小，导致了一体多用或多体一用的现象。刘勰以文体诞生之初的基本传统功能为主，提倡“宗经”，对后世出现的文体功能的扩大、缩小或转移，不予评价或加以批判，以批评实践来规范、强化公文文体的传统功用，以此达到文体辨析的目的。

　　刘勰辨析公文文体的功能与写作规范时，是以传统功用为标准的。《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认为公文中的“论”“说”“序”体起源于《易》，“诏”“策”“章”“奏”起源于《书》，“铭”“诔”“箴”“祝”起源于《礼》，“盟”“檄”起源于《春秋》，认为公文中的大部分体裁是起源于五经的。刘勰认为要“禀经以制式”，将公文文体的功能，规范为以传统功能为主。

　　刘勰对公文文体在后期衍生出的传统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多加以摒弃或避而不谈。比如“檄”体，刘熙《释名》：“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清代毕沅疏云：“或以谕下，或以辟吏，或以征召，或以威敌，未有如此所云者。”褚斌杰先生说：“檄文，是古代一种军事性的文告，《经典释文》中解释说：‘檄，军书也。’它是古代在从事征伐时的一种声讨性的文字，有的时候也用于征召和晓谕臣民、部曲。”所以常规看法认为“檄”的主要功用为威敌、征辟、晓谕。但是刘勰对“檄”体只强调它的军事征伐功用，他认为“檄”文来源于誓师之词，檄的原始功能就是用于军事讨伐。“选文以定篇”时选择了隗嚣《移檄告郡国》、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钟会《檄蜀文》、桓温《檄胡文》四篇檄文，均为军事征讨功用。这正是刘勰重视文体诞生之初的传统功能，屏蔽后期衍生功能的“宗经”体现。刘勰对檄体的征召举吏功用一句话带过：“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刘勰并没有为这一类檄文选篇定文，也未对其“文之大体”作任何描述，可见他并不以这类檄文为“檄文文体”的表率。刘勰对晓谕功用则一句未提。晓谕类檄文名篇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被萧统《文选》所选，东晋李充《翰林论》亦将《喻巴蜀檄》归于“檄”类：“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但刘勰并未提及。因为与《檄移》同篇的移体，主要文体功能就是晓谕功能，是典型的劝谕晓慰民众的文体。刘勰移文的例子举了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该篇与《喻巴蜀檄》均有晓谕蜀父老的共同特点，这反映出当时人在观念上对于“檄、移”文体内涵的模糊。刘勰为了区分文体，指导写作，明确规范了檄、移的文体功能：征讨逆贼用檄文，对顺从的民众洗濯思想用移文，这就有效避免了文体的混淆。故刘勰评论文体的标准，是从五经里寻找公文文体的源流，将已扩大的文体功能缩小限制为其传统功能，以达到正本溯源，清晰文体界限的目的。

　　同样对由前代公文文体衍生出来的新文体，刘勰也多置而不论。如“启”，在《奏启》篇中，“启”所论篇幅未能与“奏”平分秋色，仅仅占了一小段，并且没有一篇选文。刘勰认为“启”最早产生于曹魏之时，“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晋代兴盛，“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之所以对“启”的阐释只有一小段，远不能与“奏”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启”本身就不是传统文体，而是“奏之异条”“表之别干”，是表奏的衍生文体。其功能“陈政言事”“让爵谢恩”跟表奏类似，但是在文体形式上稍有不同，强调短小轻快，后发展为言说细小公务。“陈政言事”“让爵谢恩”属于“启”的传统功能，后来再由谢恩功能衍生出来谢物小启，盛行于刘勰所在的南朝时期，感谢所赐的裘衣、扇子，甚至梨等日常琐细之物，私人交流的性质更加明显，而这些刘勰只字不提。

　　刘勰肯定公文文体最初的功能，而对后来缩小公文文体功能的作品，却多加以批判。比如“铭”体，刘勰在《铭箴》篇认为铭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鉴戒，他通过黄帝、大禹、商汤、周武王和周公的例子，说明刻在器物上的铭文作用之一是警诫，即“先圣鉴戒，其来久矣”；其二是颂德，“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鼎，周刻箭，是天子在颂德，姜太公吕望、周宣王大臣仲山甫刻铭是在歌功，魏颗、孔悝把劳绩刻在钟鼎上是在计劳，都是在歌颂功德。由此，“详观众例，铭义见矣”。刘勰从大量传统铭文出发，明晰了铭体“戒与赞”的双重文体功能后，就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后世的铭文，从而认为“崔骃品物，赞多戒少”，后汉崔骃的品物铭文，多赞美而少警诫，文体功能缩小了，故不符合其文体要求。

　　公文文体功能若发生转移，也不符合刘勰的批评标准。如“箴”体，箴体兴盛于三代，刘勰认为周代辛甲所著《虞箴》“体义备焉”，可为代表作。这里的“体义”当指文体格式和功能意义，箴体功能即讽谏君王过失。《虞箴》是《百官箴》中仅存的一篇，《左传》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做箴文来纠正王的缺点，由此可见箴文的原始功能。下文举例春秋时期魏绛做箴讽谏晋君，还是这一功能。到西汉扬雄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箴，即模拟各州牧的身份，作《冀州箴》《青州箴》《兖州箴》等，东汉崔骃胡广又加以补充，写了《太尉箴》《司徒箴》《司空箴》等，总称《百官箴》。刘勰发现汉代的百官箴，已不再是讽谏君王，行文对象有所改变，“指事配位，鞶鉴可征”，配合各种官位，指出应该警诫的事项，像镜子那样可以借鉴。功能意义虽由警诫君王增为警诫百官，但依然属于用于公共事务的官箴。但由“公共事务”转为“私人事务”，行文对象转为私人，是刘勰不能接受的。崔骃除百官箴之外，也作了《酒箴》，刘勰对此并不提及，并以王朗《杂箴》为例对“箴”体转入私人事务进行了批判，认为他“志有偏也”，写了头巾、鞋子，水火井灶，均为私人事务，把写箴文的意义搞偏了。

　　总之，刘勰以指导公文写作为目的，从“宗经”的标准出发，以公文文体的传统功能为规范，对公文文体在后世增加、减少或转移的文体功能不予提及或加以批判，以期肃清文体界限，将之作为公文是否合体的批评标准。但这也使得《文心雕龙》对公文文体的发展变化体现得不够全面。刘勰的公文辨体观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