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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11-29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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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学者论坛】

  作者:高璐(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边镇,意谓边境地区的要塞重镇。明代以其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对外边警不断,军费始终是国家财政支出重项。在诸多行边的身影中,驻边官员、入幕书记、逃难僧侣、谪戍迁客都曾在边镇留有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文学遗存,而奇异的自然景观、备边演武与战争场景、独特的民风民俗也使所产生的文学样貌极具特色,呈现出与明代其他地域迥然有别的文化内涵。与前代相比,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的联结中的现实因素有所增强,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类联结方式。

  行经与居留:边镇场域对创作的直接触发

  无论是行经还是居留,均要求作者有亲身赴边的经历,因此这类诗文的产生与边镇场域有直接因果关系——边镇是其直接“触发地”。作者通过诗文记录行边经历,使其带有行旅文学的特征。

  弘治元年(1488年),马中锡赴陕西任管粮佥事,转饷延绥。其《东田漫稿》(明嘉靖十七年文三畏刻本)卷三自《赴延绥》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雨卧书臬司壁》《入宜君界》《望中部》《宿三川》等,串联起来宛如一幅行程图。不仅如此,嘉靖十年(1531年)延绥告警,朝廷任唐龙为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其《渔石集》卷四(明嘉靖刻本)自《发榆演武场》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榆阳桥》《驻军响水堡》《波罗堡》等,详细记录了其行军路线与沿途见闻。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的形成,是因作者受到眼前迥异的边塞风物的触动而产生了复杂的内心情绪。马中锡的行边诗以摹景见长,叙述四野荒寒,边民以窑洞为家等景象,末句道出“平生不识春明外,潦到于今出塞西”(《暮投园林驿》)的喟叹。明代行边文学中屡屡出现思恋故园宁馨、追忆庙堂尊崇的情感,大半是行边者被眼前陌生荒凉的景象刺激而产生。难以适应的心理落差成为明代行边文人的一种突出情绪,使创作蒙上了消沉的调子。而另一类行边者的心态恰好相反,因身负国家使命而显得更为积极进取。唐龙总制三边时期,由“飞峡凌天际,骄胡在目中”(《登红石峡次东瀛韵》)之景激发了建功豪情,写出“横矛倚长柱,臂断左贤王”(《榆阳桥》)、“能作三军气,当为万里城”(《发榆演武场》)等慷慨诗句。在考察延绥备兵情况后,他提出屯田足食是取胜关键,满怀信心地称“问我安边计,储粮第一筹”(《龙州城》)。就整体而言,无论是荒漠中的艰苦行旅还是气吞万里的移营拔寨,相关描摹的出现均是由边镇场域直接赋予创作者的。

  如果说第一类“触发”来自作者行旅途中印象式的“惊鸿一瞥”,第二类“触发”则源于作者较长时间的居留而对边镇环境所产生的、更为深入细致的生活体验。晚明诗僧释昙英从北京行至榆林卫,在当地居留数年。其《昙英集》卷一中存有数十首居边诗,对明代榆林卫的独特气候与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记述。无论是“六月仍披褐,方知朔地凉”(《休夏五律十首》其一)的气候特征,还是“乡俗皆操刃,衣裳半着裘”(《榆林》)的边镇风貌,都被这位僧人写入诗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诗中叙写自己每日耕田种地、参禅打坐、待客访友等日常活动,乃至涤器熨衣、煎茶做饭等具体生活片段。与短期任职的官员相比,在边镇长期居住者的观察视角就显得更为从容不迫、细腻生动。

  寄赠与题作: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

  寄赠与题作并不要求作者亲身赴边,这意味着此类诗文的创作地点与边镇不是必然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事酬答取代了边镇场域,占据了触发创作的主导位置,成为促生寄赠、题作等涉边作品产生的直接因素,而“边镇”则退居为作品中的点缀性元素。

  语涉边镇的寄赠作品就用途与内容又可分为“寄”与“送”两类。前者包括寄往边地的诗歌和书信,后者则包括用以饯行的送诗送序。但无论是遥寄还是饯行,一般涉及以下内容:叙述所赠对象赴边的缘由,对所赠对象品德才能的赞美,对边陲景象的遐思,对所赠对象建功的期许。

  万历十八年(1590年),郑雒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府、大同、山西边务。王庭譔作《送郑少保经略西边》诗,开篇叙述西北边警频报,交代作诗缘起,继而称颂郑雒老成持重,能使“单于罗拜汉衣冠”。最后提醒郑雒牢记使命,“行矣慎为百年计,无使至尊空自忧。”与此相类,边贡在《送金中丞赴延绥》诗中,以“长城一身是,讵数霍嫖姚”来称颂赴边者的才干和此行将取得的功绩,明确表达出对所赠对象建功立业的企盼。

  相较而言,送序则少于铺排夸饰,而详于记述分析。唐锦《赠都宪刘公巡抚延绥序》载:“戊辰秋九月,延绥缺抚臣,天子进方伯刘公为中丞,俾持节往殿之。再逾月,玺书即藩署,申谕焉。公谓延绥重镇,巡抚重寄也,不可以缓,即日整装就道。”其后,唐锦记录了江浒之别的场景、友人的临别叮嘱,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希望对方此行既不专事抚绥,亦不专事剌举,应当“会而通之,张弛不倚”。行文有条不紊,说理细致妥帖。

  与送友人赴边相类,遥寄给边镇人物的作品内容亦包括对所赠对象的褒扬,对军威整肃、边塞靖定、君主策勋等情景的想象。而一旦传来友人立功边陲的捷报,则会极大地激发作者的热情,直接促使寄赠作品产生。嘉靖十年(1531年),唐龙总治三边,此后屡有斩获。田汝成闻捷报作《闻延绥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诗表述其功:“开府雄三略,元戎控八区。不须纡庙律,方叔拥皇图。”屠应埈亦作《夏日延绥捷至奉寄总制唐相公三首》,对唐龙坐镇边塞的威仪进行了想象:“戈剑明朝日,旌旗拂夜霜。中兴汉业盛,麟阁有辉光。”

  除寄赠外,为边镇建筑名胜题作也是因人事往来促生的重要创作活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马理作《榆林巡抚察院堂铭》,称述延绥巡抚张子立招抚流民的安边善政。由于前官暴虐,边民遁逃,逐渐成为聚啸势力。张子立赴任后,通过教化招抚,增强了边民凝聚力:“我境既安,我众戴德。君子尽心,小人尽力。彼虏匪茹,鼠窃是组。薄言御之,执讯获丑。余丑喙息,我师凯还。露布献俘,喜动帝颜。”记述娓娓,可补史阙。类似题作还有张四维《延绥镇修边记》、刘珝《新建榆林卫庙学记》、马汝骥《榆林道题名记》等。作者可能亲身行边,在实地为建筑名胜题作,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必远赴边镇,只需差遣仆役往还,借助间接描述与想象即可完成。

  想象与议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

  对边镇产生想象与议论的明人往往远离边镇,甚至终身未尝赴边。空间的阻隔并没有阻挡明人对边镇的好奇,因阻隔形成的陌生感反而激发出他们各种瑰丽的遐思与揣测,而一些重大边事的发生则促使这种想象集中爆发。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西巡。此后两年间屡次出关,历次宣府、大同、榆林、绥德、太原。君臣暌违,内外否隔,朝野议论纷纷。王韦《圣驾传闻幸榆林》诗、许成名《雪夜冬至节时驾幸榆林未还》诗、薛蕙《雪》诗均述及此事。这类作品中对边镇的描述大都出自主观想象。

  而当边警频现局势转急时,浪漫瑰丽的想象就被严肃峻切的议论所替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庭譔北还京师。入京后不久,在《答赵宁宇中丞》信中,他对时任陕西巡抚的赵可怀吐露了自己的担忧:“今之兵果练邪?积果厚邪?其威已单,而其锐不可挫邪?徒令三军之士力疲于修筑,虏乃长驱如坦途。财竭于供输,而虏乃坐食如外府。”但实际上这种议论也无法全然客观,由于创作者未尝亲身赴边,对边镇形势的分析仍带有许多想象色彩。王庭譔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坦言“书生不学军旅,只以忧切枌榆、事关庙社,辄敢矢口浪谈若此。然亦恃营平,持老成之虑,富方略之才,而后敢效一得之愚耳”。可见这种侃侃而谈尽管凝结了作者的极大诚意,但其笔下所涉及的西北边镇却不一定与现实完全对等,与前述“瑰丽的遐思与揣测”一样,属于作者在脑海中对现实场域的二次构建。

  上述三种联结方式如同三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以作者与西北边镇接触程度的不同依次向外扩展。最内圈是“路过与居留”,表现为边镇对创作的直接触发。其次是“寄赠与题作”,表现为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最外圈是“想象与议论”,表现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明代文学中行边赴塞、备战演武等具体情景则在这三种联结下产生,并由此构成明代文学中西北边镇的主要风貌。由于创作者未必亲身赴边,其笔下情景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而亲身赴边者对当地的表述则糅杂了较多个人体验与主观情感,使明代文学中所构建的西北边镇场域并不完全与现实对等。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 13版)

[ 责编:曾震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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