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以《国王神迹》《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和《奇怪的战败》等著述为人瞩目，总体史观拥趸无数。他还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熟知并敬仰其在二战中的抗争和牺牲，但不大清楚其在28岁时参加一战的经历。在译校《大战记忆：1914—1915》（以下简称《记忆》）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战争经历对布洛赫一战记忆的塑造，同时发现一战记忆的碎片在其《历史学家的技艺》（以下简称《技艺》）中闪烁着历史理性的光芒。

　　两部未竟之作

　　《记忆》和《技艺》是布洛赫的两部未竟之作，但又有极大不同。

　　《记忆》一书是专业史家书写的战争记忆。与一战后搜集整理法军老兵回忆录的让·诺顿·克吕、安德烈·杜卡斯等人不同，毕业于巴黎高师、一战前便在讲授史地课的布洛赫，作为当事人书写了战时经历，未经他人改编。布洛赫于1919年3月13日退役，但其回忆录的起讫时间为1914年8月初到1915年6月底。鉴于其日记和书信等战时文件完整，我们可知是布洛赫主动放弃了一战回忆录的书写。毕竟其后二十余年间，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了大部分代表作。

　　《技艺》一书同样未完成，但开篇即凸显了出版意向——“‘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几年前，一个小男孩靠在我身边，向他的历史学家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希望在这本即将问世的书中做出回答。”1944年6月16日，盖世太保的子弹终止了布洛赫的史学理论构建，亲友的整理使得书稿最终得以出版。

　　《记忆》及其价值

　　《记忆》内容鲜活、沉重且深刻，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鲜活来自作者的感官体验、记忆取舍与文字塑造，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让全书逊色不少。布洛赫的战争记忆，首先来自他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如开战之初巴黎的空寂，去集结点时乘坐的运菜车里的气味；又如行军过程中阳光的温暖、雨夜的寒冷、干草的松软、土地的坚硬、堑壕的潮湿；再如乡下农妇送来的两杯热咖啡，使身患痢疾、整天滴水未沾的布洛赫有了怎样的快乐……这些看似零碎的内容，使人感同身受，被带入战争情境之中。

　　沉重来自官兵的困苦伤亡和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布洛赫描写了行军、驻营、战斗和休整，展示了前线官兵不仅要与敌周旋、正面厮杀，也要忍饥受冻、挖掘战壕、长途跋涉。此间疾病、降雨、泥泞和武器都威胁着官兵的生命健康。他共提及29名战友，其中11人死于战斗、疾病或事故，接近四成。民众的战争境遇，有些是直接描写，如随法军一同撤退的难民被迫离家、风餐露宿，家园则被火海吞没；有些是侧面描写，如法军两次杀死无主绵羊犒赏官兵，还曾在维埃纳堡赶走居民、过着“强盗生活”，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跃然纸上。

　　深刻来自作者的思想变化，且与其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经过战争洗礼，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具化成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战友，尤其是来自底层工农的普通士兵的理解与尊重。战争之初，布洛赫厌恶撤退、渴望战斗。之后他见识了战争的残酷，经历了伤病的折磨，目睹了战友的亡故，并因勇敢和指挥能力被上尉称作“真正的长毛兵”。养病期间，他反思战争经历，认为那是充斥着野蛮和暴力的生活。

　　《记忆》的价值，取决于审视它的角度。

　　从传统军事史看，《记忆》涉及军事动员、工程技术、后勤指挥、战争宣传等方面。如通过梳理文字可了解法军的堑壕构筑历程：战争之初法军没有带刺铁丝网，堑壕平直，炮弹杀伤力会被放大，堑壕间也没有交通壕，彼此孤立；几个月后法军已装备了带刺铁丝网，堑壕变成锯齿状，可抵消炮弹的部分杀伤力，堑壕也由交通壕连接起来，增加了防御纵深。

　　从新军事史看，《记忆》展现了前线众生相。这些人在传统军事史著中是抽象数字，而在这里则是活生生的人。如用身体替布洛赫挡弹片的G.，神枪手马东，头部中枪死去的L.，使自己带领的半排士兵“都相处融洽”的中士F.，臂膀强健、处乱不惊的投弹手T.，朴素、勇敢、沉着、冷静的少尉M.，活泼健谈、乐善好施、饭量巨大的P.，开心果D.等。他们的故乡、家境、性格和勇气或有不同，但都与布洛赫经历了战争，既有各自的具象，也塑造出了共同的群像。

　　从军事环境史看，《记忆》大量描述居住环境、作战环境和行军路线，既体现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反映作者的自然观念，为理解布洛赫一战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在诸多文字中，布洛赫对林木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在盛夏的高温中行军，路边稀稀落落的林木几乎提供不了任何荫凉，反倒妨碍官兵的呼吸。”“夜晚路旁丛生的林木呈现出鬼魅般的树影，与黑暗的天空遥相呼应。”“马恩河河谷的景致与香槟区悲凉、荒僻的高原景观迥异，杨树沿着路堤伸向远方。”“弗洛伦特的参天大树枝叶变红泛黄，遮蔽着教堂前的空场，村落四周的草地长满了苹果树。”

　　林地对火炮威力的限制，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早在《战争论》中就已提出。布洛赫与战友们不只一次藏身林中躲避炮击。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名德军士兵的诗，表达了对森林的感激和依赖：“这片森林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紧紧交织。它是我的同伴/也是我的保护者。森林/为我挡住子弹和弹片/而自己的心脏却被戳穿……这一天/充满悲伤与哀愁。破损的树冠上/滴下树汁闪着光芒/哭泣与哀伤永不停歇。”这种共情超越了阵营，体现了战争经历与记忆的关系。

　　源自一战记忆的历史理性

　　布洛赫对史家技艺的思考，有不少建立在一战记忆之上。在论及古今关系时，布洛赫指出，不了解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不了解现在也无法了解过去。在他看来，生活经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知：“我经常看到、而且经常讲述关于战争和战役的叙述。然而……在我亲身体验那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对军队而言是被包围，对人民而言是战败——之中，我真的从内心里认识战争了吗？1918年夏秋，我曾品味过胜利的欢欣……如果没有这一经历，我真正懂得胜利这个美好词汇的含义吗？”法国经历了“奇怪的失败”（法国在德军越过马奇诺防线六周后即宣布投降）之后，一战的胜利荣光作为对立物，进一步加深了沦陷带给布洛赫的挫败感。

　　证伪是布洛赫史学批评思想的重要内容。除却主观制造的伪证之外，他尤其论证了“个别证人的错误”如何成为“很多人的错误”，指出“个别扭曲的评论若要成为谣传，还需要某种有利于错谬传播的社会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产生的假消息是何等众多，尤其是在军队中。正是在堑壕这一十分特别的社会中，假消息的形成才最值得研究”。布洛赫分析了前线谣言产生的路径——前线部队彼此隔绝，只有各据点的给养兵每天可以碰面，他们还能同厨师闲聊，厨师每天都能和团里的火车司机攀谈，而后者驻扎在参谋部周围——篝火旁、炉灶边一些很不相同的阶层暂时建立起了某种偶然联系，随后给养兵不仅把汤锅带回前线，还带回了或真或假、但几乎总是被歪曲了的消息，这些消息又将在前线得到新的传播。这一历史认识，显然很难从书斋中得出，只能来自前线的亲身体验。

　　布洛赫的一战记忆中不仅有人与人的对立和搏杀，也有人与物的联系和冲突，战争在他那里已不再仅仅是“人类事务”。在讨论“人类事实的多样性到意识的统一性”时，布洛赫强调，“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文地理学’从社会与其物质环境的角度研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双向交流，人始终对物施加影响，同时物也影响人……科学之所以分解事实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它们，这好比众多火炬交织起来，火光交相辉映，互为解释。要提防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虚妄的几何平行线”。这对军事史研究很有借鉴意义，凸显了军事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军事是与军队和战争相关的事务，内容包罗万象，时空远超战争和战场本身，且与资源、科技、经济和战略等有复杂紧密的联系，要求研究者跨越学科疆界，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宽广的视野审视研究对象。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