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按钮

文化人 天下事
正在阅读: 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
首页> 光明日报 > 正文

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2-01-12 03:26

调查问题加载中,请稍候。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

——从2022年第1期《诗选刊》看当下诗歌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从写作生态而观,当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日益开放的格局,诗人们积极介入现实,广泛谋求与时代的对话。他们在想象的广度和思想的宽度上持续掘进,匀速发力,既将“个人化写作”的精神落于实处,又为新诗境界的提升孕育着生机。以河北省作协主办的2022年第1期《诗选刊》杂志为样本,正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把握当下诗歌创作的整体特色。刊物选取了活跃在诗歌现场的主要诗人作品,尤其为特定地域的作家和网络诗歌社团提供了集中展示的平台,同时兼顾追求艺术包容性的办刊理念,有意让不同代际的诗人声音交互呈现,使刊物内部形成多重音响的开放景观。深入诗歌的字里行间,明显能够发现诗人在社会伦理、诗歌地理、传统文化等视野维度中的想象力转换,感受到抒情者各臻其态的精神脉动。

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

  大凉山、黄土塬、老秦岭等是诗人们笔下的重要意象,他们借此思索个体的历史意识与地理生存空间的联系。图为拍摄于2021年11月位于陕西省商南县的秦岭小城。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及物”写作与伦理精神的融合

  曾经,远离具体的生活语境,走纯粹的心灵化和技术化路线,为不少诗人所迷恋。然而,沉溺于自我经验而疏远现实,甚至将现实异化为个体存在的对立物,便放弃了与现实的对话机制,也阻滞了诗歌和读者沟通的渠道。21世纪以来,写作者大都选择从生存的实际出发,他们以“及物”观念为支撑,将生活中的物象抑或事态视若想象力的来源,在观察生活的视角、转述现实的技艺等向度上谋求突破。《诗选刊》的入选作品,均彰显出这种“诗”与“物”之间愈发紧密的观念联络。

  如张执浩的《弹指》:“当年紧握的拳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松开/不知不觉中身边的事物/都变成了亲密的战友。”诗人以素朴真诚的情感抚摸“身边的事物”,心灵向生活全面敞开。霍俊明的《水梯》则采用静观的视角,专注描写一个“铝合金的梯子”。它被人遗忘在高原的湖泊中,寻找自己的“安身或葬身之所”。具体的叙述情境,宽阔的想象视野,使读者可以穿越意象的细节,从对“梯子”的观望走入对人类命运的反思。“梯子”究竟是代表了离群索居者的孤独,还是年迈者的悲凉,抑或是人类对回归自然的向往?智性要素汇入诗人对“物”的凝视过程,延伸了抒情主体的想象维度,也拓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今天,多数诗人在叙写生活现场时,不再拘泥于对事态的奇观式呈现,或是对荒诞氛围的刻意营造。他们大都采取诗评家陈超所说的“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想象方式,将时代的核心主题纳入诗歌,使自我的诗性感怀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如刘颖的《麦子与麦子》中,抒情者眼中的麦子是“一心一意的植物/面容端然,暗地里移动节气”,而村头的教室里也有“一些麦子在光芒里行走”,那是“眼睛清亮,有庄稼的表情”的学生。当“窗内的麦子”与“窗外的麦子”一起荡漾时,世间便多了一道“优美的轮廓”。“麦子”蕴含了令诗人神往的精神境界,它是生命力的象征物,同时对应了他者的生命存在。这里的“他者”,正是像麦子一样成长,充满了青春气息的乡村学生。门窗“内外”的麦子共同舞动,明喻了诗人对自然生态的歌颂,对幼小学童的关怀和对农村教育的眷注。作家以社会伦理意识观照乡土,体现出诗歌的私人性表达与公共精神的统一。

  这期《诗选刊》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诗人小辑”,收入徐敬亚、郑小琼、姚风等人的作品。其中,郑小琼的诗歌集中凸显了作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可谓这类写作的代表。诗人以共情人的身份走入城市打工者的心灵内部,特别关注女性劳动者的命运,叙写她们每日局促“在狭小的齿轮和塑料片”(《梦的诗句》)之间的单调与孤独,发掘工友们共同的“喜乐与悲伤”(《江西工友》),引发人们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关注。她还敏锐地感受到“阳台上女工们的期望”(《诗的节奏》),并尝试用诗歌的方式为其造像,塑造个体独立的生命姿态。面对有着“由乡入城”体验的劳动者,如何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乡愁,为其探索心理的平衡之道,凝聚成写作者的思考重心。像郑小琼这样,诸多诗人都将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和担当精神注入当代历史,从而有效纠偏了诗歌现场的某些“伦理下移”现象,增强了诗歌言说现实的能力。

  打造属于自身的文学地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诗人在实践“及物”的诗学时,往往会把视角聚焦于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深邃观照,思索个体的历史意识与地理生存空间的联系。例如叶延滨的《我的三位重要客人》中,大凉山、黄土塬、老秦岭是抒情者“过命的朋友”,这些地理标志分别对应了“我”的少时、中年和老年,陪伴和见证了“我”的成长。再如本期《诗集摘要》栏目抽取了大解《河之北》中的部分篇章,山湾、村庄、河水、北风、云彩……种种自然意象支撑起诗人对故乡的缅想和认知。看《燕山赋》一诗,诗人满怀着对“燕山”的敬意:“燕山有几万个山头撑住天空/凡是塌陷的地方/必定有灯火/和疲惫的归人。”燕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作为其中的凡俗一员,抒情者“居住在山坡下面”,几十年间与山为伴,培养起与燕山的深厚感情。在诗人的想象空间里,燕山拥有神秘而巨大的精神力量,他连缀起与山相关的记忆片段,目之为灵魂皈依的家园,使地方的风物志和个体的精神史形成彼此互喻的诗性结构。

  很多情况下,诗人都自觉地投入“地方性诗学”或“诗歌地理学”的构建过程,在他们的诗行背后,可以寻见一张张坐标精确的心灵地图。除了大解的燕山世界,还有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昭通、潘维的江南空间、安琪的北京抒写、古马的甘肃记忆、张曙光的东北情结、沈苇的新疆风情等,闪现着诗人在文化地理空间的想象力跃动。在《诗人自选诗》栏目里,可以读到沈苇的19首诗,其中大都与新疆的文化地理相关。他对丝路风景的诗意采撷,对楼兰历史的灵性感悟,对当地人情的动态速写,都是将自我的既往文化记忆与新锐视觉经验熔铸于诗,充实了诗歌对西部的文化想象。深入地方性诗学的内部肌理,大多数诗人都试图将现实中的地理乡土背景化、意象化,使之被诗化成带有明显象征意味的精神喻体。写作者或是以地理空间容纳个人的成长史,或是把地理标志物想象为人性纯粹、审美和谐、心灵洁净的理想情境,在空间层面丰富了诗歌的历史想象力。

  沿着“诗歌地理学”的路径观察,诗人打造属于自身的文学地理空间,以此作为标志写作身份的符号,同时又热衷于抒写旅途中的观景体验和情感经历,拓宽了诗歌地理学的表现范畴。如刊物中的“文成行小辑”,登载了几位诗人同游浙江温州市文成县的行旅诗,记录了他们游湖观瀑的见闻。同一景观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姿态各异,形成交响和呼应。自然景观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旅行行为蕴含着对新奇经验的追求,也契合了诗人浪漫而富于幻想的特质,便于他们将行走中的观看体验内化为精神之力,打造诗歌中的文学风景。

  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

  除了社会伦理和文化地理视野,浏览2022年第1期《诗选刊》,还可梳理出另一条想象线索,即当前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翻阅陈先发的《若缺诗章》,其中多数篇目摘自他的《月明星稀九章》《横琴岛九章》《居巢九章》等组诗。专心体会“九章”这一诗题,便可感到诗人对文化先贤和古典传统的敬意。走入“九章”的文本结构内部,诗人追慕着前贤的思想品格,阐发个体对生与死等人生重大命题的思索。他还把格物致知等理念和现代人的思维相融合,对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与人生情境进行了现代重构,使古典精神萌发新意。如《呼吸》一诗所表达的:“鸟鸣和任何事物碰撞都透着/一点醒悟。”在传统的诗语中,这种“醒悟”联系着文人的妙悟抑或顿悟,是大千世界对诗人的灵性激发,也勾连了独立超然的生存理想。诗中的抒情者倾心聆听“鸟鸣与鸟鸣之间”的寂静,从中捕得“一些新事物的撞击”。他像古人一样潜心幽谷,寄情山水,并以现代人的精神观念,和语词缔结新的机缘。这正昭示了一个道理:唯有走出身体狭小的囚室,主动和自然建立联系,才有可能与灵感相遇。

  叶延滨的诗歌也多涉及和传统文脉的对接,如《悟道者安坐》一诗中,诗人将古典精神融入现实生活。身居喧嚣的城市时空,抒情主体无法与之保持彻底的疏离,恰有传统美学的空寂之道,指引他为精神的平衡觅得栖所。再看《巴山夜雨时》,诗人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读出两重含义:一是“涨了巴山秋池的夜雨”,二是“相聚之愿景”,由此引申出他与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古人对夜雨的喟叹与今人的感怀杂糅,于对照中形成新鲜的张力。此外,唐力的《米芾醉书记》以米芾为核心形象,诗人畅想这位古人如何起笔,如何蘸墨,又如何将生命的血色落于纸面。作家侧重的是米芾那种笔意酣然、奔放自由的创作品格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文字中的米芾分明就是诗人的化身。这类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想象方式,契合了当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很容易唤醒蛰伏在读者文化记忆深处的审美经验。

  宏观审视2022年第1期《诗选刊》摘选的作品,能够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写作方向,即诗人想象视野和抒情空间的同步拓展,生活体验和诗歌经验的平滑交融。诸多写作者期待重新读解生活,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使情感在贴近大地的飞行中得以舒缓释放。他们努力透过那些为人习焉不察的瞬间,突破现代社会日益趋同的速度感和时间观念,探索物象背后的意义细节,并将社会伦理意识植入文本,书写下生命的庄严感与力量感,彰显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道义担当。为了打磨这种气质,诗人使用简净的语词和素朴的意象,注重将情感作内敛化的处理,并有意控制着话语的强度,不再过度暴露自我的隐私经验,避免主观情绪的过度渗入。源自内心“自发的歌唱”,他们巡游在具体可感的场景中,不断为社会伦理、诗歌地理、传统文化等想象空间扩容,使文本的时代辐射力和历史纵深感得以显扬。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过于苛求对生活语象的客观呈现,只将意义驻留在事态的表层,忽视了内在精神性的建构。因此,强化诗歌写作的精神硬度,双重提升文本的生命质感和艺术美感,或许是新诗向前发展的驱动力。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 14版)

[ 责编:徐皓 ]
阅读剩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