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面面观】

　　作者：王瑜（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教授）

　　作家阿来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曾经表示自己要持续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希望人们保留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他的文学创作，就体现出一种生态情怀。

　　阿来生长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他对生长之地生态的观察，超越了地域文学或民族文学主题的局限，考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联。在此基础上，阿来考辨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困顿的原因，开掘其内蕴的生态理念，在人文之外呈现了具有启示价值的生态思考。

　　“让岩石告诉我们”

　　在散文《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中，阿来写到，海所代表的自然，体现着永恒。人类的生命本身，以及人类的很多创造，都不能永恒。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大自然是生存的依托也是要改造的对象，只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提升。这种理念是人类伦理道德至上的体现。阿来并不这样认为。当我们凝视大地，将自身作为众多生物之一种时，又会有不同的发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陆地上的爬虫，它们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都早于人类，也是世界的构成，也应有生存空间。较之于地球的演化，人类的存在在时间上可以忽略不计，与其他生物一样，只是地球上仓促出现的“寄生者”。

　　在自然界的残酷法则面前，无论是洪灾、地震、龙卷风，甚或是寒潮、热浪，人们能改造逆转它们的能力很有限。大自然是慷慨的，提供给人类一切生存所需，如阿来喜欢的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我喝的酒不是酒，而是土地，/隐藏的土地，我嘴巴的土地，/披着露珠的农业的土地，/辉煌的菜蔬的疾风，/谷物的世系，黄金的宝库。”长期以来，土地被认为是人类的财富，人类和土地的关系也被界定为经济占有关系，这显然忽略了土地上的其他生存物。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生命伦理不应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追求，而是人类与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有了这种“合作”意识，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降临时我们对大自然的苛责与怪罪。实际上，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没有多少资格指责与不满，因为我们一直在索取，很少回馈，灾难出现时更应自警与自省。阿来对于自然灾害的认知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阿来笔下的山川草木有生命，是人类生活的投影或映射。谈到嘉木莫尔多山，阿来写道：“山神都是战神，人们祈愿或崇奉山神，在部落战争频仍的年代里，都希望着从山神那里，获得超人的战斗能力。”阿来写山神强调的是力量和智慧。阿来说，当人类考察自己的生命历史时，发现根本无法将其与地球的历史剥离开来。藏区民众的生态意识来自历史长河中人类开垦荒地、发展自身的民族记忆。在与其他物类的相处中，求生的艰难使人们意识到万物可畏，人需要依靠众多的“无情”与“有情”才能活下去，这是朴素和谐生态观的体现。阿来在《科幻世界》杂志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经历增强了他创作的科学意识。

　　散文集《让岩石告诉我们》中，阿来通过岩石辨析隐生元和显生元时期地球生物演化的遗留证据，认为化石佐证了科学家生命来源于水的构想，在小小的石块中可以发现生命进化的谱系和过程。如果说阿来小说创作中山川草木的灵性蕴含着质朴的生态意识，科幻作品的写作则让阿来直接从科学的视角思考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处境。

　　“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

　　阿来曾经看到白桦林的消失，失去庇护的山体正以自己的方式回馈人类的过度攫取，树林中的动物不见了，花草也不见了，泥石流却出现了。阿来的创作中，山川、河流皆有自我灵性，正在将人类加之于自身的残暴反馈给人类。“我”乘坐汽车沿大渡河而上，“费去两天车程，也还走不出满眼的荒凉”。“森林已经消失，顽强生长的青草已然没有扎根的地方”。于是，当山风和暴雨袭来之时，大地也无法守住泥土，造成灾害，“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具有超出普通人的感悟力和认知力。当人们被欲望左右和吞噬时，他却能理性地审视周围，一次次地摆脱灾难走出危机。人类的活动亦是如此，无法逃脱自然规律的束缚与惩罚，只有在尊重大地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阿来生病住院时，疾病与治疗让他从细微处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注目身边的一草一木，这就有了散文集《成都物候记》。“有一天，我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只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物们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它们也与人互为环境。”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人类只是地球生态的一个构成要素，但往往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形成了众多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学说。

　　阿来有次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交流，发现树上的苹果被风摇落，在草丛中慢慢腐烂，很不理解地询问怎么没人采收。得到的答案是“那小鸟们吃什么”。从人类伦理的角度看，植物理所当然是我们的吃食，至于鸟兽虫鱼也应是人类的食物，怎么可以与人类争苹果呢？在生态伦理的考辨下，本来许多习以为常的理念未必能经得起推敲。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告知人类创造了工具，驯化了动物，改变植物适合自身的需要，是世界的主人，可会不会是植物用果实诱惑人类，进而发展出农业文明呢？简单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互换隐藏着不同的价值理念，等于宣示人类并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像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创造物。阿来作出此论并非偶然，因为植物与人相互成就、和谐共融本就是他的信念。

　　《丁香》中，阿来谈及成都，认为与一代代人相伴，比人生存更为长久的是植物，是树：“对成都来说，就是那些在这个城市出现时就有了的树：芙蓉、柳、海棠、梅、槐……这个城市出现的时候，它们就在这座城市里，与曾经的皇城，曾经的勾栏瓦舍，曾经的草屋竹篱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本风貌，或被写进诗文而赋予意义，或者院中，或者某一街口，一株老树给几代人共同的荫庇与深长而具体的记忆。”

　　“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长久传诵的诗句写的是人的情感，又何尝不是写那些与我们共生的动物植物呢？从个体情感产生的角度看，很难有孤立的爱恨情愁，它往往与我们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曾经的过往随时光流逝进岁月深处，同为“天造物”的那些生物也一同走入人们的记忆，已很难分清是人类赋予了花草情感还是那些“天造物”用自己的方式唤醒了人类的情感。“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女贞叶落尽，当秋必主淋”（《成都物候记》）。将道德与植物建立联系可能也是情感的一种含蓄表达，更可能是植物的品性让人类产生了共鸣。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同为天造之物，我们都是这世界的过客，在惜取眼前人的同时更要守护与我们相生相伴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

　　“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正如阿来在《大地的语言》中所讲，人类的语言会有隔膜，而大地的语言只要愿意倾听，都能懂得，但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人，更多注目的是人类的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却很少关注到人与土地、人与动植物的关联。阿来较早注意到生态变化和环境恶化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在探析道德、历史、伦理等主题时，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注意到人与大地上众生的关系，在创作中到达了生态伦理的探索层面，这在当代文学中是较为少见的。阿来说：“这些年，我比以往更多地回到那片旷远的群山与草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态的好转。”繁华落尽见真淳。能够吸引人的往往不是领异标新，而是寻常。山野重新披上绿装，焕发生机，不同生物能够在其间共存，是大地的美好，也是人类的美好。他说：“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是的，我们需要注目生命和灵魂的创作，因为它是一种高尚。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