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贵祥

　　1981年春天，通过专业和文化考试，我成为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的一名学员。我打起背包，一路南下，辗转来到一个地方——河南省确山县城东南方向的一座神秘的营区。

　　这次被录取的共有150名学员，其中，地面炮兵部队的90名学员组成炮兵教导大队五中队。五中队分为两个区队，一区队侧重射击指挥专业，我们二区队侧重阵地指挥专业。两个区队的宿舍在大队营区最东边，紧挨着贯山山根。这个营区不像多数部队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零星散布在几条山沟里，房子高墙厚瓦，三面垒着与房檐同高的土堆，就像防御工事。教员告诉我们，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苏联红军帮助修建的弹药库，库房周边的土墙是防空设施的一部分。

　　教导大队是师级建制，大队长是一位老八路。据当年在总机班工作的战友徐芳回忆，我描述的大队长可能名叫畅玉春。记得入学之初，在开训动员大会上，大队长挥着大手给我们训话：“在精神上，你们要按照炮兵连长、营长、团长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行动上，你们要按照普通一兵的标准约束自己。进来的时候，你们是铁；拔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剑……”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是大队长的原话，还是此后的岁月里我对他的想象。大队长不仅魁梧——那不是一般的魁梧，而且威严，他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就像一尊铜铸的雕像。离开贯山18年后,我写过一个小说《特务连》，描述一群新兵在雪地里看见师长从吉普车上下来的一瞬间，车子的两个后轱辘似乎“呼哧”一下往上蹿了一截，那个师长的外在形象就来自当年我对大队长的印象。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从大队图书室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篇纪实文章《山沟里的老八路》，我越看越觉得故事主角是我们的大队长。

郭红松绘

　　学习的科目很多，从专业角度讲，要完成初级指挥院校两年的课程，一方面要提高运算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像连队普通炮手那样，学习兵器操作课程，挖助锄坑、构筑工事、操炮这样的基础技能，一个也不能少，体力和精力都要经受磨砺。

　　一个区队分成四个班，四十多人住在阔大、造型奇特的宿舍里，白天野外作业回来，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浓烈的汗味。熄灯前有一段自习时间，这段时间宿舍就成了竞技场，双人钢丝床的下铺，放上图板就成了写字台。往往在这个时间段，宿舍里会出现一种压抑的安静，练习滚加滚减时的念念有词，拉计算盘的声音，翻对数表的声音……熄灯之后，多数人很快入梦，没有听说谁因为战友的呼噜声失眠。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噜声伴着青春的梦想在天花板下缭绕，偶尔会从某个方位、某个高度上爆发一句两句：“阵地注意——表尺365，方向，基准射向向右0－16，一炮一发……”

　　教导大队不同于院校，教学不那么体系化，也不那么刻板，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教员大部分是有经验的“老炮”，在部队担任过基层指挥员。有个年龄很大的教员，参加过解放战争，讲理论磕磕巴巴，但是实战经验丰富，那双肉眼，就像测地仪器，他往哪个山头一坐，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就在心里展开了。据说当年打仗，他拎一只酒壶坐在观察所里，可以直接给阵地下达射击诸元，直接修正炸点。三十年后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带领学生到山区部队体验生活，组织写生训练，直接描写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应该说有当年那些教员给我的启发。

　　五中队的队长彭金江，是个山东汉子，不苟言笑，讲话慢吞吞的，有一次他批评一名同学：“又冒泡了，连个站立点你都定不准，你怎么打仗啊？端个指北针跟真的一样。”他有一句经典口头禅，哪位同学做错了事，他也不多说，皱皱眉头就是一句：“又冒泡了。”

　　所谓“定点”，就是在地图上判断当前所在的位置，具体方法有仪测法、交会法、现地对照法，等等。有经验的老兵，哪怕赤手空拳，也可以通过日月星辰判断方位，根据树木苔藓判断南北向……这门课虽然简单，但是要做到精确定位，还是需要硬功夫的。而定位是否准确，在战斗中至关重要。炮兵作战，所有的学问就在两个字上——“位置”，阵地位置、目标位置、弹着点位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五中队教导员名叫罗述本，武汉人，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戴着眼镜。那时候我偷偷写诗，写了满满一个日记本，后来被他发现了，把我叫去，鼓励我不要偷偷摸摸的，只要不影响训练成绩，就光明正大地写。我说写得不好，怕见笑。他操着武汉话说：“你一个男子汉，还这么‘小资’？给我大胆地写，大胆投稿，我们五中队不仅要培养战斗骨干，也要培养笔杆子。”在他的鼓励下，我把日记本寄给武汉军区的《战斗报》，被选中了一首《放心吧，祖国》。拿到报纸的那天，我压抑着极大的激动，悄悄地观察教员、同学，特别是大队部女兵看我的眼神，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教导大队有七个中队，其他中队要么是干部轮训中队，要么是骨干训练中队，只有五中队和三中队（高射炮兵）是预提排长培训中队，属于初级指挥培训性质。因为身份特殊，在大队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总是这两个中队拿第一，像篮球赛、拉歌、拔河这样的集体对抗，只要这两个中队上场，其他中队基本上没戏，三下五除二就出局了，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加油的声音喊得震天价响，在贯山山谷回荡，就连五六公里以外的确山县城都能听到东南方向传来的滚滚惊雷。除此之外，演讲、设计黑板报、文艺表演之类，这两个中队也是当仁不让，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拿第一的机会。

　　但是，第一只有一个，而培训中队有两个，谁也不服对方。就是这两个中队，你来我往，此起彼伏，把一段岁月搅得风起云涌。而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战斗骨干，正是在这种喧腾的环境里重新淬了一次火，然后我们毕业了，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部队，把贯山的高度、强度、精度和温度传输给全军区炮兵部队。

　　2002年，我在山东某部工兵团代职副政委，秋天随部队到确山参加实兵演习。这中间，我自然要到贯山看看。自从我们毕业，教导大队几经改编，先是被降格为正团级，整编为信阳陆军指挥学院炮兵训练大队，后来又取消建制，营房交给地方。听说地方政府曾经在这里办了一个工厂，后来又关闭了。

　　我是乘车进入老营盘的，第一站是我曾经的宿舍，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好在旧址还在，那是一块将近二百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座，与世无争地潜伏在荒芜的草丛中。我摸出手机给同学谭荣登打电话，说找到了找到了。老谭问找到什么了，我说，找到我们的钢丝床了，把地图找出来，我告诉你坐标。

　　老谭哈哈大笑。当年，在贯山脚下，我和老谭是同床，他入学时是学员班副班长，所以睡下铺，我睡上铺，虽然我后来被“越级提拔”为班长，但是上下铺的既定关系没有改变。

　　离开贯山之前，我没有乘车。我以我的床位为原点，徒步前进，向北路过当年的中队部，向西路过当年的伙房，伙房边上有一个二十多米高的靶楼，还在。再向西路过原三中队旧址，从小树林里绕了一段弧形，这就快到大队部了，那是总机班的驻地。

　　记忆里的贯山岁月，往往在周日，往返军人服务社的路上，可以看见总机班的女兵打羽毛球，她们矫健的身影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那画面让我们这些男兵心驰神往。但也仅限于想想，那时候把我们管得多严啊，首长们生怕我们的思想“冒泡”。

　　记得一次训练回来，大家正在洗漱，七班同学郭忠信冲进宿舍，激动地宣布：“今天晚上，吃包子看电影，绝了！”当年，改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吃包子和看电影。包子可以吃饱，但是电影常常看得一波三折。同学回忆，有一次大队部放电影，遇到有男女主人公亲密举止的镜头，一个副大队长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吆喝放映员用手挡住镜头。

　　再往西边走，就是大队部了，路北是几排灰色砖瓦平房，那是当年大队机关的办公场所。南边是球场，西南方是医务室……有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有些剩下断壁残垣，在暮色中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精彩和时光的沧桑。

　　在大门口，我上了车，坐在后座上，长时间一言不发，我想起了彭队长的那句话：“连个站立点你都定不准，你怎么打仗啊？”这一句在几十年前听起来很普通，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是的，我们这些人后来各回各部，各有各的工作，不管官大官小，不管钱多钱少，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力所能及地报效国家，服务人民，没有听说我们中间有人“冒泡”。说到底，是因为定位准。从贯山时期开始，我们就端着指北针，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定位在老老实实做人的坐标系里，修正在勤勤恳恳工作的人生象限里。

　　车子过了县城，在山路上颠簸。从后视镜里，我看见驾驶员不时地注视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不解和迷茫。这个年轻的战士可能有点想不通，就这么个凋零萧瑟的山根，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怎么会让一个老兵作家如此眷恋，如此感慨？他哪里知道，我成为作家，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里既是我的站立点、出发点，也是我的目标点。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