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作业

——喜仁龙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作者：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教授是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他很年轻时就荣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教授之位。但当他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学者后，却将目光转向中国艺术，从此他就再没离开过这个领域，沉浸其中达五十年之久，广泛涉及中国的建筑、雕塑、园林、绘画，乃至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从理论到作品，从鉴赏到收藏，都有卓越贡献。他曾是欧美多间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中国艺术收藏的顾问，他本人也是中国艺术的收藏家。中国传统艺术研究改变了他的艺术眼光，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一生著述极丰，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就有：《北京的城墙与城门》（1924）、《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1925）、《中国北京皇城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1930）、《中国画论》（1933）、《中国园林》（1949）等，其巅峰之作是七卷本的《中国绘画：名家与原理》（1956—1958）。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几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这真是十分罕见的。

《西洋镜：中国园林与18世纪欧洲园林的中国风》  喜仁龙（瑞典）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在精神对话中绽放艺术之花

　　喜仁龙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来中国艺术的领域寻找精神对话的。他认为，艺术是心灵深层的声音，没有时间、地域界限，只与喜爱她的人款曲往来。

　　喜仁龙是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特别重视心灵的微妙感受，他的艺术史研究就膺有这种精神气质，这也往往是他的研究最为感人的地方。高居翰曾经是喜仁龙的助手，高居翰的艺术史叙述像一个小说家，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令人神往。而喜仁龙则更像一个诗人，艺术研究就是他的“诗的作业”，他以诗性贯通艺术研究的里程，东方艺术的诗性精神对他来说最为会心。

　　喜仁龙花了几年时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亲自设计营造一处具有东方情调的住所。这座三层楼的建筑，虽然整体上是瑞典风格，但融进大量的中国元素，有他喜欢的北京红墙，室内还做了一个类似苏州园林的月门，卧室、书房、会客厅陈设着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连天花也按中国式样建成，家具更是如此。围绕建筑，他还建立一个具有东方情趣的花园，园中有曲折的小径，潺潺的溪流，随意俯仰的花木，还有假山点缀。他说，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用精神引导和真理之光照亮四周”。

　　这位身材不高、颇为优雅的学者，对中国艺术研究，既有探险家的意志，又有艺术家的热情，更有一个哲学追求者的冷静理性。喜仁龙的足迹踏过中国一半左右的国土，既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城市流连，又深入乡村，深入考古现场，去发现第一手的艺术研究资料。他来华大量时间是在驴车上度过的。他曾经花很长时间去丈量北京的城门、城楼，在断墙残垣中送别一个个黄昏。他的这种视研究为修行的方式，不仅在西方，就是中国本土的艺术研究者，也是难以做到的。

钱伯斯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建造的中式宝塔

　　在独到眼光中彰显学术价值

　　喜仁龙对中国艺术研究，不仅著作多，而且眼光独到，见解深刻。他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对中国艺术史发展过程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中国艺术诸多种类有细致的钻研，他的很多结论至今都有重要学术价值。

　　如他看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特别重视元代绘画的价值。元画的面目与北宋显然不同，像倪瓒的绘画，多是枯木寒林，气氛萧瑟。在喜仁龙的很多研究界、收藏界朋友看来，这些绘画缺少技巧，没有生气，少具收藏价值。但喜仁龙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元代绘画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是中国绘画的重要转换，理解明代绘画，要到元代绘画中去找源流。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是符合中国画发展逻辑的。

　　喜仁龙六次来中国，都在北京停留，他痴迷于这座古老城市的建筑和文明，他关于中国艺术的著述近半与这座城市有关。其《中国园林》中的大量内容也是谈北京园林的，他将北京园林列为与苏州园林同埒的存在。他对北京城的研究，蕴含着对这座古老城市的爱。他谈到有坍塌危险的城墙时说：“只要对北京这些历史建筑有一点兴趣，且有资金的话，这都应该是第一批需要保护的建筑。”他认为关心那些已经逝去的荣光，是一座城市魅力的重要根源。他的这些描写今天读来，都使人心情不能平静。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对梁思成有重要影响。

　　独特的眼光，具有深邃的穿透力，这或许是读他的作品时时觉得有力量感的原因。

位于苏州拙政园旧址的八旗会馆中的月亮门

　　在原理探究中追寻哲学智慧

　　喜仁龙先生是真懂中国园林的人，他与陈从周、童寯几位学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园林风味阐释最为出色的大师。喜仁龙称中国园林是“自然形式下的艺术品”。这句话概括出理解中式园林的三个关键点：一是自然。没有与自然的融合就没有中式园林，中式园林强调的随意性、非规则、非秩序的特点，所考虑的正是与自然的融合。二是形式。中式园林的形式，是绘画艺术的延展，他将园林理解成三维的山水画，就像绘画手卷在现实空间中展开，它是诗意的，抽象的，又是富有情感的空间形式。三是艺术品。由自然与人工技巧构造出来的形式，是一种艺术品，是供人们看的，在其中优游的，在人们的视觉流动、心灵变化中，不断产生出意义世界。在这三者之中，他认为，与自然的融合是中式园林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遵循几何构图的欧洲园林和寂静幽深的日本园林的根本特征。他尤其重视以时间的目光来看中式园林，他认为，中式园林依循大自然无常的变化本质，在时间的节奏中展现其无尽的魅力，纳千顷之浩荡，收四时之烂漫，是中式园林的基本法则。

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描绘了女性在皇家园林中的休闲生活

　　喜仁龙对中式园林水的分析极具智慧。他认为，中式园林在水的利用上，程度之高、手法之巧，在世界园林中罕有其匹。水是园林的血脉，使分散的景点联系起来，在静止的空间中寓于激荡的活力，有了水，就有了流动的生机，有了变化的节奏。园水干涸，就像人停止了心脏跳动。他引用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的话说：“他们将清澈的湖泊比喻为一幅意境丰富的画作,其与周围的一切都达到完美融合。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一汪水瞥见整个世界。通过这片水,你可以感受到另一个太阳,另一片天,另一个宇宙。”曲曲一湾柳月，濯魄清波；遥遥十里荷风，递香幽室。他认为中式园林的精髓，正在水的荡漾中，水无尽，趣也无尽。

　　喜仁龙重视中国雕塑、建筑的研究，也重视观念的引导。中国艺术原理的把握，为他鉴赏中国艺术提供内在的理论支撑。他对中国艺术有一种“体系化”的理解，不是概念的体系化，而是对内在精神的圆融把握。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