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黄艳芬（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

　　对《阿Q正传》的阐释是伴随着这部名著从1921年底至1922年初的连载发表开始的。小说一问世，由于其独特的文体和内容以及对中国人精神品格的塑造，迅速形成阅读效应，甚至引起一些读者对号入座式的代入和揣测。因此，周作人在小说连载完成后写的评论文章《〈阿Q正传〉》中指出，阿Q源自鲁迅故乡绍兴的“活模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至今还是健在”，而且特别指出“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同一个人”。

《阿Q正传》笺注

鲁 迅 著

黄乔生 笺注

商务印书馆

　　鉴于作品引发的广泛反响，鲁迅自己也不得不进行自我阐释和注解。在介绍小说的成因等文章中，他强调丰富性、普遍性和象征性。因此，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阿Q正传》是唯一一篇鲁迅自身对其不断阐释，还留下了一套自注材料的小说：1925年，他校阅梁社乾的英译本；为俄文译者王希礼的俄译本撰写序言及自叙传略；1926年，与法文本译者敬隐渔通信等等。鲁迅对这些译本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但因为外语能力的限制，交流并不充分。

　　1931年3月3日，鲁迅在为山上正义（林守仁）的日译本做了严密的校阅后，在给他的信中附上了一份特殊的材料，即亲手为他的译本所写下的85条注释，还为阿Q赌博情节画了图解，这份特殊的文献自20世纪70年代被日本学界发掘出来，成为中外学者解读《阿Q正传》一份绕不开的史料。

　　鲁迅在给山上正义的信中不用再面对阿Q形象的原型问题——显然外国读者不会陷入这样的斯芬克斯之谜式的困惑。对此，他在信中也幽默了一笔，认为《阿Q正传》“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而作者在本国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Q派的憎恶”。这份文献的特别价值在于体现出鲁迅的自觉沟通意识，他希望通过他的注释让外国读者真正读懂这部作品，同时也能破除本国读者的阅读狭隘，解决作品传播和接受中的中外反差。85条注释涉及时代背景、方言、民俗和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使得这份为日本译者所做的笺注文献，实际上也能为其他国家读者所用，尤其是，可以纠正中国读者过多关注阿Q形象原型的认知偏见。

　　迄今为止，徐懋庸、李何林和郑子瑜等人对《阿Q正传》做过笺注，注释者既注重解释鲁迅的创作意图，也根据自己所在时代的特点有所发挥。商务印书馆2022年1月出版的黄乔生的《〈阿Q正传〉笺注》，在充分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方面做了特别的努力，笺注者如此申明：“笺注的首要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因此，笺注者自觉追求对鲁迅“初心”的探寻，并从鲁迅对外译本的重视中获得了提示：“我开始做笺注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读者设想成外国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鲁迅时代的现实是陌生的，需要背景知识的介绍和各种名物的释义。”这与鲁迅当年为山上正义笺注的行为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也与鲁迅的想法一致，黄乔生笺注本的最终指归仍是中国读者：“虽然我假想笺注本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但当然，笺注终归主要是写给中国读者的。”

　　不过，与此同时，他对这种设想也表达出一定的忧思：“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读者因为熟悉鲁迅，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反而不能对《阿Q正传》做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带着这些探寻和思考，笺注者就在这种对著者、译者、注释和研究者等在内的中外因素的观照中，此版笺注本达到了既顾及整体意义的把握，又有细致疏证的效果。笺注在有效吸纳鲁迅本人和同时代人如周作人、孙伏园、川岛等人的回忆文章方面比以往的注释更周详，这得益于笺注者的博物馆工作经历，这一点在对“银桃子”之类名物的注释和配图中充分显示出来。

　　笺注者凭借自身的独特知识背景和文化视野，广泛使用新资料，如在对“柿油党”“三百大钱九二串”等名词的笺注上，将原著与日、法、英译本中的译语进行了比照分析，希望读者借此跳出本国文化“长期浸润”的思维定式，借助他者视角获得更丰富的阅读感受和启发。

　　《〈阿Q正传〉笺注》的另一大创新之处是插图，不但使用中国画家丰子恺、刘建庵和郭士奇等人的木刻和漫画，而且选取了《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封面图和插图。这些不同时代和国别的图片的穿插使用，既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小说的世界传播，也增添了趣味性，正如笺注者在后记中所说，这些图片“不但分南北，而且有中外，更无论素描漫画、国画版画等专业技术上的分别”，都对读者理解原著有所帮助。

　　“回到鲁迅的本意”是笺注者的初衷，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本书是纪念《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的一个可喜收获，也将会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细读详解带来新启发。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