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一代人，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了文学研究，但是真正地进入文学研究状态，则是70年代末的事了。

　　到了80年代初，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各种主义自由标榜，层出不穷，宣言也一天一样，不断翻新，只要有人敢说，就有报刊敢登，而我正在进行着理论的反思，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学术上找到自我，找到已失去了20年的学术生命，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

　　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我在精神上经历了一场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意识到必须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因袭的重负，否则是难以进入学术前沿的。在反思中一旦明白了今是而昨非，告别了过去，这时真有一种解脱之感；同时通过艰难的选择，逐渐地找回了自己，努力使自己获得学术的个性，又真有一种新生的喜悦。

　　在文学方法、文学观念的大讨论前夕，在一片有关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激扬文字的杂语声中，我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中，试着提出自己的观点：文学“是具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1984年，我已有一些思考的积累了，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定下基本观念后，接着，我于1986年发表长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先就“审美反映”进行了阐释。有人以为这是当时正在大力批判的认识论的翻版，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朋友在评述或批判反映论时，无一例外，都是顺势接过过去庸俗论者对认识论的庸俗化理解，把它当作一种僵死的反映、没有主体的反映，实际上对被他们批判的东西又一次地加以庸俗化，然后展开激烈的挞伐，这在学理上怎么能驳倒对方呢？所以人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像现代骑士一样，在攻击有意被他们庸俗化了的对象时，操着一种刚从西方理论武库中搬来的长矛，展开了对风车的大战的景象……其实，在人文科学中要张扬一种主张，主要看它在学理上有无道理，学理顺了，被认知的东西就多，被说明的方面就更为宽广，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凸显自己的正确，必须把对方打倒、消灭掉。人文科学积累的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使文化事业一时难以适应，文化已进入市场，但显得十分萧条。我一面回顾20世纪的文学过程与经验，一面阅读历史、哲学，思考当今人的生存状态，反思20世纪。20世纪是社会灾祸频发的世纪，一个科技飞速进步而其负面因素日益明显以致威胁着人的自身生存的世纪，这是理性的急剧衰落、非理性的必然兴起与后来反理性几乎君临一切的世纪，同时是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精神普遍地、不断地遭到颠覆的世纪。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西方的文化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我们。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吸收它们合理的思想成果的同时，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特有的主体立场，而不能目迷五色，随波逐流。要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文学艺术的价值观，于是经过多年的思索，我就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新理性精神倡导在人与人之间、学术探讨之中确立一种交往对话主义的关系，主张一种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平等对话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来改造我们原有的非此即彼的决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各种理论范式、各种话语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建立。

　　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溢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那种具有学理精神的原创性声音，因为学术认同的只是独创。学术回应时代，也坚持自身的需求：学理的深化、完善与丰富。但是这种回应，应是绝对的个性化的，而不是重复与雷同。

　　——摘编自钱中文《问学小记》，载于《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黄山书社2017年版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