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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常为新”的教诲——怀任继愈先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2-06-17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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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曼菱

  春阳临窗,我取出两枚西南联大的校徽,摆在桌上,默默相对。

  2007年秋末,在北京三里河任继愈先生的寓所,先生将这两枚校徽放到我手中:“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把它们找出来了。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简洁的三角形带着某种力量。先生说,教师徽章后面的小铁杠,可以扣在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一枚是我当学生时戴的,一枚是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时戴的。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他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

  和先生促膝而谈的那些给人以启迪的时刻,先生的谆谆教诲,在时代的波涛中是“常为新”的。

那些“常为新”的教诲——怀任继愈先生

阅读中的任继愈。资料图片

  一

  先生曾对我说:“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用“健全”这个词,显示了稳健的学风,并没有挤压别人的意思,反而有深沉的善意。爱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常跟先生探讨自己想做的事情。先生对我去台湾采访联大学人的计划勉励有加,一直到临终还惦记。他说:“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先生为我题写了两本书的书名:《西南联大行思录》和《西南联大往事》。《行思录》在三联书店已出版经年,久印未衰。《往事》还在撰中。

  他认为,年轻人有个饭碗,就应该专心做学问,不要陷入追名逐利中去。

  一个黄昏,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我说,等会儿再打吧。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来,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寄到了我手上。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晚年,他总说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他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

  三里河院子里的玉兰开了,我与先生清茶相对而“论道”。我信口开河:“世事沉浮,天下归属,宇宙万物,无不与道有关。曹操、韩愈,诗文所以大气磅礴,因其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百读不厌,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就是禅宗,也有道的影子。”这只是文学意象的散漫直感,先生出语则高屋建瓴,经世致用:“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其目光悲天悯人。

  

  在与我的多次谈话中,他都提到“民气”这个话题。大学南迁之旅,使学人们走出了象牙塔,士人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他认为,只要“民气不衰”,就有希望。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都不愿当亡国奴。老乡们也是这样,非把小日本打跑不行。当时的生活很困难,也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侵略,我们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这是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

  在日寇宣称灭亡中华民族的叫嚣中,任继愈却对中国文化有了坚定的认同:“那时候,我就感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的,不光是上层。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中坚。

  先生是哲学史家,他讲的历史,不只是故事,而且带有穿透力,可以洞察中国社会。他经历抗战年代学人特有的忧患迁徙,那些步行于荒山僻地的见闻,使他的研究时常着眼于现实,着眼于下层人民。

  

  任继愈曾对我谈起两大贯穿中国历史的精神:“统一”与“气节”。

  “中国文化提倡的是,中国人就应聚在一起。后来,学历史的这些年,我就反复地考虑,这个东西很得益于秦汉的统一。咱们念历史都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百家争鸣争什么?都是争如何统一。”

  在“统一”这个信念上,历代是没有分歧的。但是,用什么思想来统一,如何治理才能统一,一直是争端颇大的问题。“孔子讲要以周为统一的核心;孟子讲用王道统一天下;韩非、荀子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老庄,你看他不主张统一,其实也是主张统一的,他说圣人治天下,他的原则是无为,不要扰民。无为,还是要统一天下,不是永远分散的。”

  在历史的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精神。

  吴晗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时,曾把文天祥定位为“失败者”:“失败者如文天祥。他二十岁中状元,是一个文人。政府里坏人当权,等到元军距离杭州三十里时,才被任命为宰相。”“后在江西永丰被俘,妻子儿子也被俘了,他没有屈服,又跑掉了,再战。”“崖山之役,陆秀夫、张世杰均死难,降臣张弘范趁机劝降,他拒绝。赋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忽必烈说,你到底要什么呢?文说,只求一死。第二天就被杀。”(吴晗《旧史新谈》)

  任继愈则肯定了“气节”的穿透力,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说:“文天祥也不是战功多么好,他不像岳飞那么能打仗。治国、平天下他都没有施展,他就气节这点站住了,有正气,保持着他的正气。他当丞相的时候,半壁山河已经沦陷,国家快完了。”

  吴晗还说:“历史上有很多人业务好,政治也好,如唐朝的颜真卿,字写得好,又是忠臣,是统一的,是肯定的历史人物。也有不统一的,如严嵩——京剧里就有《打严嵩》,他的字写得不错,传说‘西鹤年堂’‘六必居’的招牌都是他写的,诗文也不错,有《钤山堂集》,但是个汉奸,如何处理?应该区别开来。政治上是奸臣,字是写得好的,诗文在当时也是好的,不能因为是奸臣,字也不好了。”(出处同前)

  任继愈的言辞更加激烈、严厉:“秦桧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卖国贼,害死岳飞。但秦桧考过状元,状元当然是第一名,拔尖的。秦桧字写得很好,求他写字的也不少。可是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发现秦桧留下来的字迹,没有一幅。我很注意收集,没有。人们不愿意保存,就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大是大非他站错了,站那边去了,所以不齿于人类。”

  

  在任继愈先生过世后,他的孩子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任先生和毛主席见面的一段记录。时间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到7点半,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同志家里,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

  先生留下的记录,后来我从任重处看到了。他们的谈话很投契。毛主席表现了礼贤下士的风采、宽广的视野和独到的见地。他们二位都认为,对一种历史或哲学,如果你迷信它,就不能研究好它。

  毛主席说,“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它有了迷信”。比如,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的脚这一个部分。

  这次谈话有了一个成果,毛主席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1964年,任继愈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

  任继愈被毛主席接见,原因是主席读了他的哲学文章,尤其是有关佛教、禅宗的文章,甚为认同。这次交往在学界是备受关注的。

  被毛主席接见,是莫大的殊荣,不仅个人荣光,就是亲友、单位、地区也与有荣焉。然而任继愈对这次谈话三缄其口,我与任先生交往多年,谈论海阔天空,也从未听他提起过此事,这缘于他做人的准则。先生特别喜欢竹子,因其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性格。

  

  那一年,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会场上,有人交给我一个信封,打开是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

  任继愈 二〇〇七年

  先生曾叮嘱我,西南联大的这批采访资料不可分散,要集中在一起才有意义。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我将采访西南联大学子的原始磁带交由北大图书馆保存,杜绝商业用途,并择其主要,转为数据化资料。电话禀告先生,他甚欣慰。

  2018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合作制成《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作为献礼。而今,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文字版《聆听:西南联大学人访谈》。

  先生说过:“诗书丧,犹有舌。”文人的使命,归根结底是传递文化,承接前史。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7日 15版)

[ 责编:袁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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