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庆余（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无论是从目录著录看，还是就研究价值说，诗话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书籍类型。古籍编辑和出版的诗话，如果是原有其书，经过今人校点笺释而出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如果是原无其书，经过今人辑录成书而出版，这就是新辑诗话。新辑诗话，古有其例，于今尤盛。新辑诗话实际上是在编纂新的古籍，其间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编辑问题。

　　新辑诗话的类型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提出批评史资料搜集的五种工作计划。其中第四种是辑录《诗话新编》，如由《容斋随笔》中辑出《容斋诗话》；第五种是辑录专家诗话，如由各家诗话、笔记辑成《陶渊明诗话》。这两种工作都属于新辑诗话。

　　郭绍虞的第四种工作计划似未实际进行。后来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1996），从宋人笔记中辑出论诗材料，可以说是郭绍虞计划的实现。从笔记中辑录诗话，是顺理成章的做法。笔记既与诗话同为说部的文体，笔记著作又经常包含几卷诗话。将笔记里成卷的诗话摘出单行，古来有之，如《学海类编》本的《余冬诗话》三卷，是从何孟春《余冬序录》中摘出；至今仍盛行，如《明人诗话要籍汇编》（2017）收录的何良俊《四友斋诗说》三卷，即其《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诗说”。文集里包含几卷诗话也是常事，摘出单行自然也合乎情理，如《明人诗话要籍汇编》收录的陆深《俨山诗话》一卷，即其《俨山文集》卷二十五“诗话”。

　　如果扩大材料的来源，不限于笔记、文集里的单独成卷，而是将一人著述中的论诗文字，不拘体裁长短，全部摘录为一书，这样新辑诗话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编辑工夫。仅就规模而言，吴文治主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可为典型。这项宏大的出版计划，最终问世的是《宋诗话全编》（1998）、《明诗话全编》（1997）。前者收录近四百家新辑诗话，后者收录近六百家新辑诗话。这些原无其书的诗话，是从诗文集、笔记、史书、类书等典籍中辑出，以人立目，无论材料多寡，都算一家诗话。

　　这样的纂辑思路，不再考虑诗话作为一种批评文类的基本特征，只能勉强归为广义的诗话。新辑诗话从郭绍虞的“新编”、程毅中的“外编”，再到吴文治的“全编”，可以说渐行渐远。这两种诗话全编的根本问题，是缺乏书籍的概念，纂辑诗话既不重视作者的意图，又没有一定的体例，最终只成其为资料杂钞。

　　郭绍虞的第五种工作计划，自序称：“现在所辑成者，仅《陶渊明诗话》一种粗具规模而已。”（《宋诗话辑佚》）此书似未问世。不过，民国就有不止一种《陶渊明诗话》。这类专家诗话，实际是作家的评论资料汇集。这样的资料纂辑形式，更常见的名称是“汇评”“集评”，如《陶渊明诗文汇评》（1961）；再稍加扩展取材范围，就成为“资料汇编”，如《陶渊明资料汇编》（1962）。

　　专家诗话是以一人为范围，推扩开去，可有以一朝或一个时期为范围而纂辑的诗话。古代就有《全唐诗话》《全宋诗话》等；现代则有萧华荣《魏晋南北朝诗话》（1986）等。这类新辑诗话的体例通常是以一朝为断限，以人立目，先后为序。古代又有以一地为范围而纂辑的诗话，如《全闽诗话》《全浙诗话》等。这样的郡邑诗话现在似乎已不再流行。

　　综上，新辑诗话的类型，从文献来源说，可从笔记、文集中别裁而成为单行本，如郭绍虞的“新编”、程毅中的“外编”，也可由各种文献资料辑录成书，如吴文治的“全编”；从收录范围说，有以一人为范围的辑录，如有关陶渊明的“专家诗话”，也有以一朝为范围的纂辑，如以上几种断代诗话。各种类型的新辑诗话都古来有之，有例可循，并非今人的杜撰，但如何避免沦为资料杂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话，这就需要考虑编辑原则的问题。

　　新辑诗话的原则

　　陈庆元《新辑诗话摭议》（2015）一文，批评吴文治主编的两种诗话全编在作者小传撰写、内容采摭、文献来源和纂辑眼光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些方面确实是新辑诗话的编者应该重视的问题，不过，在这些考证问题之外，更需要重视的应该是诗话的编辑原则。

　　四部书籍，集部最杂，而诗话又是集部中最为繁杂的一类。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自序指出诗话的性质并不严肃，体制又极富于弹性，因此既盛行又猥滥。新辑诗话同样如此，由于缺乏明确的体制和严肃的性质，经常陷于杂凑混乱，成为资料的丛抄杂纂。如果要避免这种问题，新辑诗话的编辑原则至少应该包含两点，一是尊重作者的意图，二是制定严谨的体例。

　　目前的新辑诗话未必都不符合这两点编辑原则，不过堪称典范的著作并不多见。以下考察清人张宗柟纂辑《带经堂诗话》，或许可作为新辑诗话的典范。

　　清初王士禛自撰《渔洋诗话》仅三卷，篇幅不大，而其论诗之语散见于文集、笔记、选本等著述中，凡二千余条。张宗柟平生沉潜渔洋诗学，将这些散见各书的论诗之语摘出，乾隆间纂成《带经堂诗话》三十一卷。此书卷首有张宗柟自述纂辑始末的《序》，从幼年始读渔洋诗集，弱冠购读《渔洋诗话》，受馆师许昂霄鼓励而开始属稿，至晚年才辍简付梓，可见张宗柟寝味渔洋诗学之深。卷首又有《纂例》一篇，制定十六条纂辑条例，如纂辑的宗旨、繁简详略的原则、重出互见的处理办法，以及各门类的旨意，可见张宗柟纂辑体例之严。其后又有《汇纂书目》，开列采摭文献十八种，可见张宗柟搜罗渔洋文献之广。另外，还在一些条目后加上编者的“附识”“某案”，可见张宗柟纂辑工夫之勤。最终成书的《带经堂诗话》，分为综论门、悬解门、总集门等八门，其下又细分为源流类、伫兴类、标举类等六十四类，分门别类，类经年纬，极有条理，形成精心编次的结构和层次。

　　张宗柟纂辑《带经堂诗话》在遵循严谨体例和尊重作者意图两方面，都堪称范例。这也是新辑诗话应当秉持的编辑原则。依此检视目前已出版的新辑诗话，大多缺乏谨严的体例，通常没能考虑原来作者的撰述宗旨。《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中的近千家新辑诗话，寥寥数条的是滥竽充数，稍具篇幅的是资料杂凑。几种以一人为范围的新辑诗话，如章原辑《放翁诗话》，王文龙辑《东坡诗话全编笺评》，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在编次体例和文献采摭上，大多失之率易，也未必尽合作者的旨趣。

　　新辑诗话是古代原无其书而将若干旧有文献纂辑成书，实际上是在编纂新的古籍。编纂新古籍是否合适，当然可再讨论。不过，新辑诗话等类型的新古籍，在如今的古籍整理中日益增多，却是事实。编纂新古籍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