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钱钟书先生有“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谈艺录》）之评，承宋金而来的元代诗坛，陶渊明依旧是文人追慕与歌咏的焦点、热点。他们用诗写陶，以诗评陶，亦作诗学陶，慕陶成为元代诗坛的重要特征。

　　用诗笔写陶，追求诗画合一

　　元人慕陶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出现大量题陶画诗。这些诗或以画为题，如《题渊明图》《题渊明漉酒图》；或借用陶诗引申画意，如《采菊图》《桃溪归隐图》。追求诗画合一成为元代题陶画诗的特点：以画论，诗是画的一部分，点缀画面；以诗论，诗与画互相补充，画意是诗意的直接显现。而实现诗画合一的途径主要有三：以诗写画，以诗补画，以诗衬画。

　　以诗写画，即用诗笔写画意。如胡祗遹《题陶令归来图》：“田园日成趣，庐舍亦粗完。天爵足自贵，奚必赵孟官。盘餐有肴簌，儿女复团栾。得酒觅邻叟，真率无欺谩……”诗中一句一景，连成一整幅画面。由全景房舍，到桌上的杯盘菜肴，再到玩耍的小儿女、饮酒的陶渊明、邻叟等等。用简练的文字描写画中之景，刻画人物动作、风神，达到“诗中有画”的境界。

　　以诗补画，即用诗歌补充画意。如王恽《陶潜夏居图》（其二）：“吾庐潇洒风烟外，诗思扶疏树影中。典午废来何限事，五株杨柳自春风。”全诗化用陶渊明原作。第一、第二句出自《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第三、第四句出自《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以化用渊明成句的方式，将陶之风神引入诗意，进而达到补充、扩展画面的目的。

　　以诗衬画，即用诗歌引申、烘托画意。如张之翰的《题渊明图》：“尽道将归竟不归，软红尘里日争驰。平生几咏渊明画，似向葵轩无愧辞。”渊明隐而诗人未隐，诗意与画意产生了碰撞和矛盾。画中隐居的潇洒自适与诗中欲隐不得隐的愁绪形成鲜明对比，渊明与诗人则通过诗画合一的形式，实现了异代的交锋，更突显出画中“渊明归来”的可贵。由此，诗歌发挥了衬托、烘托画意的作用。

　　以诗评陶，旷真与豪率兼具

　　以诗歌品评陶渊明，同样是元人慕陶的表现，元人评陶主要有旷真与豪率两种观点。首先，延续前人观点，以旷真评陶。旷真，指旷达与真诚，“旷达者自然浩荡”（李贽《读律肤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自南朝萧统、沈约以来，便以“高”“古”“直”等评陶，到了元代用真淳、旷真、天真等对陶渊明进行评价，如“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怀抱任旷真”（张之翰《题渊明图》），“掩关乐天真”（胡祗遹《郭西草堂独坐》）等等，元诗中的陶渊明代表着清高的人格、坚毅的节操以及自然真率的性情，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第6期），而这正是中国历代所追求的文人品格。

　　其次，以豪率评陶。豪率，指不拘常格、豪放任侠，“扶风豪士天下奇”（李白《扶风豪士歌》），“季式豪率好酒”（《北齐书》）。发掘陶渊明性情中刚烈豪率的一面，是元人评陶的特色。宋时已有梅尧臣、苏轼为代表的“平淡自然”派，及朱熹为代表的“金刚怒目”派，相较而言“平淡自然”派影响更大。但到了元代，诗人更着意突显了陶渊明“荆轲式”的豪侠品格，如“渊明性真率，顺适无矫欲”（王恽《渊明漉酒图》），真淳而率直，没有任何粉饰、约束。而所谓的真率、本性，元代诗人将之定义为“豪”：“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刘因《归去来图》），“林下渊明气本豪”（王恽《寿鹿庵大学士三首》）。豪气是陶渊明性格的本色，元代诗人们则热情地歌颂着陶渊明的豪率性情。

　　中国自古便有以隐逸为高的传统，而所谓归隐大多是高逸、不问世事，如唐人孙位所绘《高逸图》（现藏上海博物馆），画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士风采，投射出中国古人最为理想而生动的隐士形象。与高逸隐士相比，元代诗人更倾向于将陶渊明塑造为豪士，即便身处山林依旧不改豪爽的底色，带着一种执着不悔的色彩，甚至认为豪放洒脱的李白应是陶渊明的后身，“义熙甲子有斯人，李白丰神是后身”（胡祗遹《龙眠画渊明图》）。由此可见，元人评陶独具特色。

　　作诗学陶，以期情感超脱

　　自鲍照、江淹开学陶之先，经王维、白居易等人的发展，至苏轼开始系统地创作和陶诗，苏轼自称“追和古人则始于吾”（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宋人学陶寻求精神上的契合，出现重意的倾向，以赵秉文为代表的金人亦提出了“吾师其意，不师其词”（《答李天英书》）。元代诗人汲取唐宋金学陶的经验，他们创作的学陶诗不仅是形式上的学习，更是文人心态的追慕：既重语意、典故，亦重深妙理趣。“既师其意又师其词”成为元人学陶的主张与特色。以郝经的《问来使》为例：“朝拾涧底松，空翠冷泼目。暮归东篱下，自种今秋菊。清泉洗碎月，襟裾有清馥。高卧幽梦长，不觉黄粱熟。”“和韵”，即讲究形式的学习、模仿，依韵作诗，“目”“菊”“馥”“熟”皆依原韵，与陶作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和意”，即内在精神的契合。陶渊明诗中抒发思乡之情，郝经追和之作亦思乡，但情感却更为深沉、炽热。与陶渊明他乡为官不同，郝经作为国信使被羁押宋地长达十六年，家乡能否归去？何时才能归去？此情此景下的思乡，显得更为悲壮、浓烈。由形式的学习、模仿，到情感的升华，是元人学陶的特征。

　　元代诗人学陶，还表现在对陶诗内在精神的挖掘。元代战乱频繁，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诗人们将同样身处乱世的陶渊明作为楷模，不仅学习避乱隐居以求生的方法，还借咏陶的方式排解内心苦闷。将陶诗中对自然万物、人生哲理的思考，深邃、肃穆的精神，凝练为旷达的文人心态，借此实现情感的超脱，达到内在的和解。如刘因《和九日闲居》：“乾坤一东篱，南山久亦倾。回看声利徒，仅比秋花荣。”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抒发世事无常的感慨。用学陶的方式实现与陶渊明的情感共鸣，进而抒情、解忧、解惑，寻找超脱束缚、消解尘世苦闷的方式、途径，最后实现了通达。而陶渊明“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种超越物我之上的旷达，正是元代诗人所寻求的精神皈依。

　　纵观元代咏陶诗可以发现，追慕陶渊明是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诗人毫不隐晦地表达对陶渊明的喜爱，“隐居不见求高意，千古渊明最可人”（王恽《和幹臣居》），甚至将陶集作为离别的礼物以表珍重，“莫还两册渊明集，便当今朝送别诗”（刘秉忠《送窦先生因所借陶诗为赆》）。用诗歌写陶、评陶、和陶、学陶，陶渊明是元代诗人的精神偶像，慕陶则成为元代文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