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方政权治下的知识人，对于时间感与空间感，都有着异于前后时代的强烈敏锐性。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所判所评，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双重的主观性，如果细究起来，这种主观性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多维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文学史家解读的六朝诗文，抑或是历史学家在文献里发掘的中国中古史料，恐怕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建立在文学与历史基础上的魏晋南北朝人物形象，在逻辑上存在天然的“变形”的特质，需要今天的我们像蜜蜂或蜻蜓一样具有多维视角的“复眼”。

　　对于千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如同耀眼的北极星一样的谢灵运（385—433），我们的复眼所要凝视的第一重，就是当世人为他在正史所作的传记——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虽然谢灵运有大量诗文流传至今，但在南北朝时期他的传记却仅此一家（唐代《南史·谢灵运传》基本袭自《宋书》）。中华书局修订版《宋书》主持人丁福林先生曾谓：“沈约《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史事，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这种“体例完备”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同样身为大文士的沈约，却对文士能否入史传，有着严格的区分对待。譬如同样被后世定义为南朝“著名文人”鲍照，却无单独立传，仅附在《刘义庆传》中。

　　然而，如果继续深究，虽然《宋书》中谢灵运被独立设有一传，但是在这篇约两万余字的传记里面，作为永明大诗人的沈约，只收录了作为“元嘉之雄”（《诗品序》）的谢灵运临终前的一首五言诗——《临川被收》。相反，该篇传记中收录：《撰征赋》4000余字，《山居赋》10800余字（含谢灵运自注），《劝伐河北书》1100余字，仅《山居赋》一篇就占了传记全部的一半以上字数。“传记”（biography）一词，由英国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作序时说是“具体人物的生命史”。其词头“bio”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即为“生平”。因此我们审视《谢灵运传》作为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生平传记，反而被压缩成了很少的一部分。

　　淝水之战后第二年（385），北方战火未消，鲜卑族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宫，是为西燕元年；拓跋珪被大漠诸部大人推为盟主，积极准备重建代国；一代氐族雄主前秦苻坚怀着遗恨，被羌族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而东晋北府兵大将刘牢之正在黄河两岸与慕容垂往返鏖战……就在这风云变幻的公元385年之中，南方风景旖旎的会稽郡，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谢灵运。出生旬日，谢安去世；四岁，祖父谢玄去世，也许在谢灵运的童年真实记忆中，两位谢家大名士的身影是模糊的，但“真实记忆”与“被记住的事”是两个维度的存在，谢安与谢玄风流倜傥的身影在“被记住的事”这一层面上，牢牢地贯穿了谢灵运的一生。

　　谢灵运出生的这个东晋十六国，属于典型“中国的中世”（内藤湖南语）的初期。在这波澜壮阔的中世时代中，《宋书·谢灵运传》中最长的两篇作品——《撰征赋》与《山居赋》，分别代表了南朝高级贵族谢灵运的事功与自我，是解读构成多维视角下的谢灵运的重要篇章。

　　其中《撰征赋》的创作背景，是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统北伐大军离开建康；九月，刘裕到达彭城，分兵四路北伐；十月，先锋王镇恶一路收复洛阳，刘裕上表建康朝廷，要求修西晋五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谢灵运奉东晋皇帝之命，赴彭城劳师。《撰征赋·序》说相国宋公“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曾不踰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如果从晋军彭城出发到攻克天下之中的洛阳计算时间，的确是“曾不踰月”。赋的正文写道：“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可见谢灵运认同刘裕北伐是为了胡汉大义的“大天命”（此概念参考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正是这座彭城，是他的祖父谢玄在淝水大捷之后，第一时间意识到其战略意义，快速领兵进驻，准备以此为北固黄河，西攻洛阳的根据地——可惜壮志未酬，不久谢玄被转任会稽内史。谢灵运来到当年爷爷为了实现匡复中原的阵地，怎能不由心生感慨呢。

　　霸主刘裕与谢灵运的关系，必须置于晋宋之际“江南社会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新时代”（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大框架思考，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旧贵族”与“屈服于皇权”这样二元政治学逻辑可以涵盖。特别是刘裕不念旧恶，对于谢灵运在政敌刘毅麾下任职一事几乎毫不在意，在晋宋嬗代之后，立刻任谢灵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如果我们审视谢灵运在刘裕去世之后所作的《武帝诔》“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等词句，可知其绝非为文造情。

　　然而，谢灵运与宋武帝之后刘宋帝室的关系，也是多维的，这种多维关系某种意义上是他中年诗文中充斥着撕裂式情感的源头所在。南朝贵族最吸引当时人的地方，即是他们的“文”，这种文并不简单限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包括他们的艺术、修养、谈吐、家世等广义的文化层面。因此，在刘宋新朝，谢灵运被“唯以文义处之”——其实，在推崇文义这一层面上，刘氏家族都是实质性的进行，并非简单“点缀盛世”而已。然而，充满事功心的谢灵运，“常怀愤愤”，转向刘裕次子刘义真的幕下，《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只是司徒徐羡之等人反对这个“小集团”的存在，杀害了刘义真，出谢灵运为永嘉太守。

　　事功的低谷，却是谢灵运文名的第一个高峰期，《宋书》称“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就是在会稽的始宁墅，他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巨制《山居赋》，开篇他就点题，说隐士有四种：岩栖、山居、丘园、城傍。他自己无疑属于山居——这是他和同时代陶渊明在“隐”的存在类别上的重大差异。林文月女士认为谢灵运的风格与其说像古代中国文人，不如说更像19世纪的欧洲浪漫诗人（《谢灵运及其诗》）。在风行痛饮美酒的六朝名士之中，小尾郊一敏锐地注意到谢灵运并不喜欢饮酒（《谢灵运传论》），所以通观《山居赋》全文，在繁复典雅铺陈的精美南朝辞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谢灵运心灵深处那份深深的、无法消融的孤独感。

　　多维视角的另一个表征在佛教，谢灵运对于《大般涅槃经》汉译本有精彩的润色。据平田昌司教授研究，《悉昙藏》中“谢灵运云”“谢居士”等，都是谢灵运涉及梵语的著作《十四音训叙》之佚文（周一良先生、张伯伟教授以为是慧叡之作）。此外，据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所云，《华严经》也有谢灵运的润文。若加上《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谢灵运《游名山志》，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对“康乐公”的文章之赞，均足以证明谢灵运之盛名远播东亚。

　　元嘉三年（426），建康朝廷再次发生巨变，宋文帝刘义隆登基，翦除了徐羡之等人，年过不惑的谢灵运被征召为秘书监再度入京。虽然“心中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悦”（叶笑雪《谢灵运传》），但是纵情丘壑和极度期盼事功的他，对文帝交代的本职工作——修撰晋史之事并不上心，只是“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后来又与新的宠臣发生矛盾，再度被外放，临离开建康前，他写下了《上书劝伐河北》，在这篇上书中，谢灵运展示了他对北方十六国后期局势的精准判断，尤其是对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的国力分析（徐冲《观书辨音》）。他恳切地劝宋文帝：“观兵耀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实际上，上书两年后的元嘉七年，宋文帝就真的开始了他第一次“封狼居胥”的北伐。

　　谢灵运流星般的一生，经历了东晋、桓楚、刘宋三个朝代，前后七个皇帝（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桓玄，刘宋武帝、少帝、文帝）。其中，东晋与刘宋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武人皇帝刘裕建立的“军事政权”刘宋，反而从本质上比贵族司马氏东晋更加爱好文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稿本谓此时“夫重视文学，一变而为贵今贱古。”实际上，文学第一次从官方制度史意义独立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正是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的“四馆”。

　　生活在激烈的朝代与时代剧变风暴之中的谢灵运，他身上的多维成分，在后世慢慢被剥离，他的名字基本上只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章节名称中，而渐渐消失于“中国通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六朝人物形象建构的过程当然会受到文化与社会、时代的限制，无论是史料的“拼凑”（bricolage）抑或传统的再生产，都需要我们传递给未来一个“多维视角”下的而非“单向度”的谢灵运。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9日 13版）